二 中鸽协北迁
                       2011-05-10  中鸽网

                     二 中鸽协北迁

       一 群体司时代的中鸽协

    1985年，我从田径教练转到国家体委群体司社会处，系一般干部，从事风筝运动工作，1987兼职残疾人体育。

    社会处是群体司的新处室，定员十人，负责群体系列的老年人、残疾人、门球、轮滑、毽球、风筝、信鸽、钓鱼等单项体育协会。信鸽虽在其列，但与其他项目不同的是其秘书处设在上海，归上海市体委管辖。即日常工作由上海市体委负责，重大事宜通过群体司报国家体委，其联系渠道为社会处的李丽萍，分管处长刘书梦，他们俩人起联络，协调作用。

    从85年到90年的5年间，每年李丽萍都要去上海开一次年会，期间，偶尔时任中鸽协秘书长刘师余和副秘书长杨小芳来京汇报工作；当然，不时处里也会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和接待个别上访人员。

    我和李丽萍虽分工不同，但同处一室，那时办公室条件差，一间18平方米的屋子放了六张桌子，六张桌子围墙转一圈，每天面壁思过。此时，工作虽不交叉，但言谈话语各协会之间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知晓。当时，中鸽协给我有三点印象较深：第一，有钱；第二，上海与各省市协会关系不协调；第三，会议中时常发生吵骂，讲粗话，以致后来全处一致认为作为女同志的李丽萍不宜负责信鸽协会；最后，借着全处工作分工调整让李晓民同志替代了李丽萍。

      二 社体中心成立

    1994年8月，国家体委体人字684号“关于组织国家体委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的通知”文件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风筝、门球、毽球、信鸽等项协会的秘书处设在社体中心，其他项目都没有问题，唯信鸽协会的秘书处需从上海迁来北京。

    遵体人字684号文件精神，1994年8月8日社体中心筹备组成立。筹备组负责人郭富春，副手为李元和宋兆荣。中心辖五部一室，即一、二、三、四、开发部和办公室，每个业务部负责不同的单项协会，业务三部分管风筝，信鸽和毽球三个协会。在社体中心筹备阶段，我被委任为业务三部负责人，副手为殷佳珍，处员有从老年体协过来的杨曾秦和北京体院管理系应届毕业生黄强。

    社体中心成立前我是群体司协会办副主任，主管残疾人体育和风筝协会工作，时任中国残疾人体协副秘书长。1992年为迎接94年第五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我被借调到中国残联工作，司职组织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工作。在社体中心筹备过程中，部门的确立和人员的安排，我均未参加，也不知情。94年8月8日，经过一年筹备的社体中心正式成立。让人不解的筹备组负责人郭富春没有被任命为社体中心主任，而是把体委后勤部的主任王筱麟调来任第一任社体中心主任。郭富春去了群体司为巡视员。8月8日，我参加了社体中心的成立大会，第一次见到了王筱麟同志，那天，他的讲话是念稿子，给人一个很严谨的感觉。第二天我又回中残联，正式回到社体中心三部任职已是94年10月底。

        三 秘书处工作移交

    94年10月底，我从中国残联回到社体中心，第一件事就是忙“第一届中国国际风筝会”，这是由武汉、南通、上海三市共同举办的拉力赛，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运动员参加的风筝盛会，中心筹备组织负责人李元和我一起到上海奉贤组织活动。活动结束后，李元通知我明天到上海市体委谈中鸽协的移交工作。对此，我感到有些突然，因为离京前，中心领导未向我透露此消息。当晚，我们对此作了交流，未深入讨论。事后，我知道，中心筹备组在我在中残联工作期间，他们曾多次研究中鸽协秘书处的交接。此次，赴沪不过是落实而已。当时，我的指导思想是既然领导已定了，我就执行吧。

    十一月一日下午，李元和我到上海体委会议室，金永昌主任和刘师余秘书长接待了我们。寒暄之后，进入正题，我做记录。李元同志首先讲了体委文件和社体中心筹备组委托我们俩人来沪办交接（其实，这几点李元早已在京和上海市体委有关部门交流过并安排了此次会面）。李元同志开场白后，金永昌同志表态，坚决拥护国家体委的决定，一切按文件办，刘师余秘书长表示按国家体委文件和金主任指示办；但有些具体事项应再做议论，李元同志问，具体问题指那些？此时，我明显感到刘师余同志表现出有难舍之情，刘说，比如“中华信鸽，中国国际公棚，协会材料等方面，他特别提到中国国际公棚因人民广场扩修从体育宫搬迁到江湾后，亏空甚多等”。

    面对如此囧境，李元同志快刀斩乱麻的表态，第一，此次我们来沪是为了落实国家体委的文件精神，社体中心已正式成立两月，从现在起，中鸽协上海秘书处应停止工作，日常工作移交社体中心业务三部，其负责人为王宝生；第二，中鸽协的工作印章由我们带走；第三，中鸽协秘书处的有关文件、资料整理后移交；第四，中鸽协前十年的财产全部赠送上海市体委；第五，“中华信鸽”情况较为复杂，除领导权移交北京外，其它另议，对此，金主任和刘师余均无异议。

    李元同志的表态，我先感觉是很震惊，后是强烈的不满。但，作为一个筹备单位的部门负责人，首先，我离开体委已两年，不知道社体中心筹备组是如何议论的，他们的底线是什么？对此，我不清楚，我很茫然。其次，现场，我不能直接否定李元同志的观点，从而暴露我们之间的分歧，为此我委婉提出了中鸽协北迁后，一切从头开始，能否给五万元的开办费，刘师余同志再次重述了中鸽协的种种困境和财务亏空，未能同意我的提议，此行，我们仅带回一枚中鸽协的公章，身无分文的返回北京。

    回京后，根据领导指示，我们又重新刻了一枚中国信鸽协会的公章以示区别。

    有关中鸽协秘书处文件等善后事宜，直至95年3月才完成。

        四 一年和几年后

    便于工作，经社体中心领导批准，我在业务三部负责人外又多了一个头衔，中鸽协常务副秘书长，所谓常务，即做日常工作的人。有了这个头衔，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处理中鸽协的各项日常工作。

    一年后，或几年后，和各省市鸽协负责人从不认识到熟悉。期间先后有近十个省市鸽协负责人在不同的场合问我：“秘书长，秘书处北迁时，你们一分钱不要，对吗？”；“你们说不要就不要，谁给你们这个权利？要知道，这些钱可是全国30万会员一分、一分攒起来的，你们说赠给上海市体委，是真的么？”

    此情此景，我无以面对，也无以回答，杯具，这是我多年的一块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