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的生活条件如果稍微变动，对于它们都是有利益的。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近似普通的、并且有大量证据的信念。我们看到农民和园工就是这样的：他们常常从土壤和气候不同的地方，互相迁移植物的种子，然后再迂回原处。动物在病后复原的时候，几乎任何生活习惯上的改变，对于它们都有很大的利益。此外，无论在动物还是在植物里，都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同种有相当差异的个体进行杂交，可使得它们后代的生活力和能育性增强；而最近亲属之间的近亲交配，如果连续几代而生活条件不变，则几乎必然导致体形的减小、衰弱和不育。

　　生物不育性的起因，我们至今也没有真正的把握。但是无论它是什么，在一切情形下，都是相同的或者近似相同的。

　　自然选择在使物种相互不育是否有作用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稍微减低的能育性和绝对不育性之间，尚有许多程度不同的阶段存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达尔文认为这种结果似乎不是通过自然选择而来的。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初步的推理：初次杂交的以及杂种的不育性，大概是通过自然选择把能育性的程度逐渐降低而慢慢获得的。初步推理这种减低的能育性，就像其他任何变异，是在一个变种的某些个体和另外一个变种的某些个体杂交时，自然出现的。因为两个变种或初期种，如果能使得彼此避免混杂，对于它们本身显然是有利的，正如人类在同时进行选择两变种时必须使它们隔离，是同一个原理。

　　一种植物，能够嫁接或芽接到其他植物体上，这对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利益来说，并不重要。因此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特赋的性质，而只是觉得这种可以嫁接的能力是附随于这两种植物生长律上所发生的差异的。

　　初次杂交的和杂种的不育性仅是附随于，或者是决定于它们生殖系统中未知的差异。这些差异具有如此特殊和严格的性质，以致在相同的两个种互换杂交中，一个种的雄性生殖质，虽常很容易使另一个种的雌性生殖质起作用，但是在相反方面却不能。不育性是附随于其它差异而起，而不是一种特赋的性质。

　　这个部分需要反复指出的是：我们赛鸽实践中所谓的“杂交”是指同一物种（赛鸽）之内不同血缘（即不同品系，比如詹森鸽与莫利门鸽）的交配和繁殖，它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以及《物种起源》一书中所说的不同物种之间（比如狮子和老虎）的交配繁殖尽管在某些地方有类似或者关联，但是更多的却是不相同。

    综观那些关于支配初次杂交的以及杂种能育的几项规律，我们可以发现，当必须看做是真正不同的物种的那些类型进行杂交时，它们的能育性是从零开始到完全能育的，或者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可能出现过度的能育性。它们的能育性，除了很容易因环境条件的好坏受到影响之外，又能发生内在的变异。初次杂交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杂种的能育性，在程度上并非总是相同的。

    杂种的能育性，和它在外观上与任何一亲体的相似程度，并没有什么关系。任何两物种之间的初次杂交，其难易也不总是受它们的系统上的亲缘关系或者彼此的类似程度所支配的。关于这点，从两个相同种的互换杂交后所得结

　　就任何可以识别的性状而言，没有人能够指出，究竟是什么种类的或者数量的差异，足以妨碍两个物种的杂交，可以指出的是，即使习性和一般外形很不相同的植物，而且在花的各部分，甚至连花粉、果实以及子叶等等都是具有极显著差异的植物，都能够杂交。一年生植物与多年生植物，落叶树与常绿树，生长在不同地点而且适应于极其不同气候的植物，也是很容易杂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