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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曹瑞森鸽舍 
地 区：北 京 文章总数：14篇 推荐篇数： 2篇 留言数量：94条 访问次数： 鸽舍积分： 130   建立时间：20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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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曹瑞森鸽
来源：转载
阅读：次
分类：收藏文章
发布时间：2014-5-30 16: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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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修得“玩主”志 一丝风雅留尘世
-----京城里曾有一位深情“玩味”中华文化的老人
编者按：
“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经为挚友王世襄赋诗一首。短短四句，就道出了他最精髓的人生故事。
5月25日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之日，他玩收藏，让市井的“雕虫小技”登上“大雅之堂”；他与他的朋友们执着于学问，又钟情于生活，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在他身后留下了对书画、金石、家具、漆器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著述和丰富收藏，也留下了抗战胜利初期，由其负责清理追还的两千件被掠夺文物……
王世襄用自己的一生来把这些值得“玩味”的中华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当北京的鸽哨声再次响起，当案头钟鼎再次散发出缕缕铭香，相信所有人都会记得，京城里曾有一位深情“玩味”中华文化的老人……
少年称玩主 俗物入大雅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此时其父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儿时，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读书。后来王世襄回忆儿时情境时说：“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不过，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10岁时，王世襄就开始养鸽子，举着大竿子赶鸽群。小学时，他就读于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由于一连数周英语作文篇篇言鸽，老师怒而掷还，斥道：“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无论写得好坏，一律给P（poor，即不及格）！”他还养蝈蝈，学八卦和太极，跟清宫的布库（摔跤手）学摔跤，学驯鹰和放狗捉獾。跟着一帮前清遗老遗少，王世襄成了北京城内有名的少年玩主。
后来，王世襄将这副做派一直带进了燕京大学，他甚至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一群或西装或长袍的师生中冒出这么个主儿，煞是惊世骇俗。一次上课时，王世襄胸怀里暖着的蝈蝈发出叫声，同学们哄堂大笑，据说连相当开明的历史学家邓之诚教授都无法忍受，直接将他跟蛐蛐一同请出了教室。
在王世襄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是鸽子，而居住大杂院无法养鸽子则是他的最大遗憾。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当他流连于金博大广场时，发现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名种。鸽子的主人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正因为喜欢玩物和研究的天性，到晚年王世襄仍然不觉得自己老了。
所藏多“邪趣” 研物成大家
王世襄一生都在收集玩物，但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王世襄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他回忆解放初期收文物的情景。“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当时很多文物都没人要，极为便宜，这给王世襄提供了优势。遇到贵的文物，他就用母亲留下的首饰换。
至今，他收集文物的很多段子还广为流传。他曾藏有一个佛像，是亲自从黄山背回来的，其旧友黄苗子（美术评论家）之子黄大刚回忆道，“搁现在是倒卖文物，但放在当时，确实是靠他保存下来了。”当时王世襄从黄山回京，特地给佛像也买了一张车票，有人上车希望他把佛像的座位腾出来，结果王世襄自己站了起来：“您坐我这。”收藏家马未都曾回忆，王世襄有一张黄花梨方桌，购于北京通县，价格仅5元，舍不得运输费，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骑车运回家，因此获“穷王”美称。
有人说，王世襄的收藏境界之高，在于他把往昔如何实现那些美好事物的窍门说透了。在“说透”的背后是汗水“湿透”。是骑辆破车近逛晓市、远访郊区城镇去搜寻家具；是经常出入鲁班馆，向匠师们执弟子礼；是通览古今中外一切有关家具的著作；是穿着破背心、短裤衩在路灯下“和抽着烟袋锅的老汉热烈谈论”（黄苗子语）。
70岁后，王世襄开始著书立说，出版了一批研究这些玩物的图书，不仅涉及《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画学汇编》、《竹刻艺术》等传统学术领域，乃至将《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等往往被视为市井民俗的小技也都一一著书成说。
《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里程碑式著述，《髹饰录解说》无疑为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开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领域。他在80岁以后注释写作的《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明代鸽经-清代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文字，更是门门绝学,令人叹止。所有这些，对其学问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启功先生的那句话作为深入了解的导读：“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王世襄曾经表述过自己对学者的认识：“研究古代艺术品，想有所成就，需实物考察、文献调研和工艺技法三方面相结合，缺一不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细想起来，这需要文武全才，谈何容易。文博领域有三类专项人士：第一类，娴熟历史文献，懂理论的学者；第二类，长于器物鉴赏，金钱的力量造就了火眼金睛的文物从业人员；第三类，动手动心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工匠。三类人士各有优势和欠缺，往往还会相互看不起。王先生既是学术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学界领头人、又是业界公认的权威，还能被工匠称为“行家”。这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追宝海内外 灾祸难磨志
王世襄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辈子，我就卖给故宫了”。研究生毕业后，王世襄想到故宫博物院去工作，但因为日本的侵略，当时故宫大部分文物精华已迁往四川。1943年，王世襄到了山城重庆。他本想凭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却遭到时任所长傅斯年的拒绝：“燕京大学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史研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
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明察暗访。最后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
1946年，他又在天津接收了末代皇帝溥仪存在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共20匣，也是价值连城，由美军押送回故宫。此外，王世襄东渡日本追索被掠国宝，将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107箱善本书押运回国，完璧归赵。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王世襄为国家追回文物共6批，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加上从日本追回的107箱善本书，数量当以万计。
这是让王世襄最自豪的人生往事，没承想，后来却成了他“贪污”的罪证。“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灭顶之灾。他不得不“自我革命”，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而这种明智之举却让他的珍品躲过一劫，日后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57年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
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一有闲暇，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千金皆散去 空余鸽哨声
改革开放后，王世襄出版的30万言专著《明代家具研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时距离他开始搜集古家具的文献实物资料已经有40年之久。
他的友人、音乐家王昆记得，若干年前，因偶尔谈起古家具，她才知道王世襄把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就捐给了上海博物馆。“我问了一声：为什么？世襄说，因为买主满足了我的条件，即：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件拆散用于自留；也不做商业用途；只能完整地转赠给上海博物馆，供人参观。当时世襄谈这件事情的表情，仿佛是自己嫁出去了一个亲闺女，并且是‘陪嫁’丰盈金贵，从心里非常得意、非常轻松、非常荣耀。”
也曾有人问王世襄，散尽一生心血难道真的舍得？他回答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可能只有一件东西是王世襄不舍得失去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在怀念亡妻的诗中，王世襄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在那时，他就预想到将来自己远行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生死永相匹”。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王世襄去世后，家里除了家具，还有整盒的鸽哨，由大到小排列。这些鸽哨有的用葫芦制成，有的经他烙烫火绘花纹，堪称精美的艺术品。鸽哨并不是旧日京华唯一的代表，它的消失让王世襄痛心，而王世襄老人的远去，无疑带走了旧日京华的又一抹亮色，带走了一种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生活。王世襄的很多老友感叹，“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驾鹤西去，京城空余鸽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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