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中国信鸽界什么样？

　　欧洲信鸽界和日本信鸽界都在为此项事业后继乏人而叹息，但落花流水，谁又奈何得了呢？在赛鸽运动的发祥地欧洲，你会看到，无论是在幽静小镇上的赛鸽俱乐部，还是在省赛、国家赛的集鸽场上，花甲老人占有相当的比例，欧洲鸽友年龄老化已是公认的事实。虽有青少年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但属凤毛麟角。

　　国内的情况也不乐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对五彩缤纷的生活充满向往。记得那时有一部叫做《渴望》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每天晚上，从家家户户传出的声音基本上就是《渴望》的台词 和主题歌。人们对《渴望》的追捧，其实是反映了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人们对于安定而富足的生活的向往。生活本应该是多彩的，而“文革”却以“封、资、修”的罪名禁锢了除“八个样板戏”以外的一切文化生活。信鸽当然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思想上的闸门，人们的向往与追求奔涌而出。1982年北京市信鸽协会成立以后，申请入会的鸽友在北京市陶然亭游泳场门外（市信鸽协会所在地）排起了长队。那时入会可不是谁想入就入的，还要进行放飞山东德州（300公里）的考试，你的鸽子从德州归巢，你才有入会的资格。一大批中青年鸽友就是那时加入信鸽协会的。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各级鸽会骨干。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一部分人因为工作、身体和住宅拆迁等等原因淡出了鸽界，但仍然有一部分“铁杆鸽迷”始终坚持在鸽界“行走”。然而，白发和皱纹没有忘记在他们的头上和脸上留下岁月痕记。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衣带渐宽的中年人，当年的中年汉子如今已是两鬓班白的老者。笔者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曾在北京市西城区信鸽协会做裁判员，与当时的几位朝气蓬勃的裁判员们一起吃苦受累，一起享受赛鸽的乐趣，我们志趣相投，结下了友谊。以刘强为例，他当年仅20多岁，性格稳重，乐于奉献，他有幸于1999年十月一日参加了建国50周年大典天安门彩鸽司放工作，这在养鸽人当中实在是一种荣幸，一种荣誉。当时的《赛鸽天地》杂志以《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为题报导了国庆盛典的彩鸽司放工作，但成文后苦于没有现场司放时的照片，还是刘强慷概相助，把他在天安门放飞现场拍摄的照片贡献出来给杂志使用，从而达到了图文并茂的效果。一晃又是10年，2009年，刘强再次被北京市信鸽协会选定担当建国6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的彩鸽司放任务。这时的刘强已是体魄健壮、思想成熟的中年汉子了。2019年，也许刘强还能荣幸地参加建国70周年盛典的彩鸽司放工作。但是，2029年呢？建国80周年盛典的时候，以刘强的年龄是否还符合选拔天安门广场司放员的标准呢？自然的规律，又有谁能抗拒呢？
　　并非没有年青人加入这个行列，北京有名的年青鸽迷宋晨就是一个。当年我们在西城区信鸽协会当裁判时，宋晨还是北京第6中学初一的学生，痴迷信鸽。繁重的学业和家长的反对并没有使他放弃这项爱好。一个娃娃，出现在月坛体育场北门的集鸽和报到现场，给这一群成年人中输入了“新鲜血液”，让大家眼前一亮，也给大家带来了乐子和话题。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管我们这些裁判员们叫“叔叔”的宋晨已经长成28岁的大小伙子了，他的鸽子在北京也飞出了一定的名气。

　　有人说，不用再等20年，就是现在的北京信鸽界已经看出“老龄化”的端倪了。想想也是，当年北京市信鸽协会春季要搞两次千公里竞翔，秋季还要搞一次千公里竞翔才能满足会员的需要。而现在每年搞一次千公里竞翔，集鸽羽数也就两三千羽。北京市东城区信鸽协会八九十年代时，500公里竞翔集鸽数可达万羽，要用两辆卡车装运。现在东城区的500公里竞翔，收鸽3000多羽就相当不错了。北京市东城、西城、崇文、宣武这些老城区的鸽会集鸽数量都大不如前了，这可能与旧城改造有关，一部分鸽友失去了养鸽条件，退出了鸽界，一部分鸽友由于年龄偏大、力不从心，不得不少养或只养而不赛。以上的两部分鸽友也可能将鸽子投入了比较省心、省力的公棚赛，因为北京市信鸽协会的足环发行量还是呈上升趋势。还有就是北京市数十座公棚的集鸽数都十分可观。
　　但不管怎样，信鸽界原有会员逐渐老龄化，鲜有年轻人加入进来是大家目睹的现实。
　　公棚赛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异常火爆，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好形势呢？还是短命的“烈火亨油、鲜花着锦之盛”呢？也许公棚赛能有助于延长会员参与这项运动的年限，但公棚赛就能代表赛鸽运动的全部吗？显然不能！
　　一个湖泊，没有新的水源注入，早晚干涸。一项运动，没有大批新人的勇跃加入，早晚衰败。今天的欧洲鸽界，就是20年后的中国鸽界，华发将被白发取代，请不要再说信鸽事业是朝阳事业，他将逐渐演变为中老年人的“专利”。而城市中的年青人呢？他们的肩上压上了过于沉重的生活负担，他们要去打拼，为房子奋头，为车子奋斗，为生活奋斗。即使偶尔有了闲暇时间娱乐一下，他们也可以找到比养鸽更愉快、更轻松的事情。他们面对的世界严酷而精彩，又有谁愿意承受养鸽带来的艰辛和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