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鸽情缘
近年来王老写得最多的是关于抢救传统观赏鸽的文章。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多活几年，能看到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放飞中国的观赏鸽。
2003年秋天，与王世襄相濡以沫近60载的夫人袁荃猷先他而去。两年来，每每想起老伴，王老都会忍不住抚摸老伴留给他的一件宝贝——大树图。这是袁荃猷的一张刻纸作品，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丈夫一生所爱的15项玩好，像果实般藏于树冠。这张装裱后的大树图就悬挂在大厅的墙上。
谈起诸多玩好，王老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
王老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过去养鸽子的人们，对待鸽子就像对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他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他还兴致盎然地描绘起儿时的鸽市：“过去几乎每条胡同上空都有两三盘鸽子在飞翔。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城市各隅都有鸽子市，买者，卖者，逛者，熙熙攘攘，长达二三百米。全城以贩鸽或制哨为生者，虽难统计，至少也有几百人。”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王世襄曾就读于北京美侨小学。每每回忆少时岁月，有一个段子常挂嘴边：“一连数周英文作文，我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
王老如此爱鸽，以至于结束下放劳动后一回到北京，他便在通州郊区买了个小院，心舒神怡地养起了鸽子。后来想换个更大的院子，养更多的鸽子，但老伴终觉住在郊区不方便，只好作罢。
近几十年来，王老先是住大杂院，后是现在的公寓楼，均无法养鸽子，这成为他的人生最大憾事，可是他对鸽子的喜爱却日久弥笃。一次，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当他流连于金博大广场时，发现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鸽种。鸽子的主人们虽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后来，无法养鸽的王世襄换了一种爱鸽的方式，那就是研鸽并出鸽书。近年来，他携带相机踏遍了北京的鸽市，去外地开会时也不忘逛鸽市会鸽友，还翻阅了沉睡在故宫书画库中的宫廷画家绘制的鸽谱。经多年积累，他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现在，不少鸽友都获赠了王老的鸽书，其中有位开封的鸽友受其启发，也编写了一本鸽书。
王老曾问过不少年轻人：“鸽子有哪些种类？”年轻人大都回答：“有两种，灰色的信鸽和白色的和平鸽。”这让王老非常失望：“挂在他们嘴边的都是洋鸽子，而对高贵、典雅的中国传统观赏鸽却毫无概念。”王老认为，这和电影、电视、广告、公共场合中只能见到信鸽和白色食用鸽，而见不到观赏鸽的形象有重要关系。节目制作人除了对观赏鸽不了解外，寻找观赏鸽有困难也是一个原因。他们想买或想借观赏鸽都有困难。而要白色食用鸽则太容易了，一个电话，肉鸽厂就可送货上门。
王老初步算了算，观赏鸽的种类可达上百种，如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这些有着美丽名字的观赏鸽经过数代人的精心培育，在头型、嘴型、眼睛、眼皮、眼珠、花色、脚趾甲、闪光效果等方面有诸多讲究。其尾部还可以缝线扣环、悬挂鸽哨，盘旋时气流穿过鸽哨，便传出悦耳的哨音。中国观赏鸽的这些特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是完完全全的中国文化。
“真希望这传统的观赏鸽能放飞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上空。”王老说，“它不像信鸽那样，一放全都跑了，而是围着巢舍成群盘旋。养好了可以一盘白的，一盘灰的，一盘紫的。鸽哨传出钧天妙乐、和平之音，定能为‘人文奥运’添上最亮丽、最生动的一笔。”
他提出了抢救观赏鸽的一系列设想：一是成立观赏鸽协会，联络鸽友并定期举办活动；二是在中山公园或工人文化宫和奥运会主要场地建造鸽舍，鸽子可在天安门广场和运动场所盘旋，成为北京一景，鸽舍又可供人参观，佳种繁殖后还可以出口换外汇；三是建立网站，宣传保护观赏鸽的意义，让广大网友了解并爱护观赏鸽；四是举办全国或地方的观赏鸽评比颁奖大会，提高观赏鸽身价……他曾把这些设想写成公开信数十封，寄往各省市园林局，但一封回信也未收到。
早在2003年，王老就提出了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放飞中国鸽的建议，因为非典、禽流感等意外，此事一直难以操作。王老说，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再不抓紧，就会来不及了。因为很多鸽子已经退化，不能飞翔，而从购买、育雏到放飞，需要3年的周期。但说到底，奥运会上放飞鸽子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是希望能借这一契机，挽救中国的观赏鸽及鸽文化。
往事略集
●玩物成家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此时，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不过，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及待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稍有转变，直到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再专程去波士顿晋谒老师时，洪老对他才另眼相看。
早在少儿时期，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王世襄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养鸟这两项他没有“深情投入”，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他曾趣味盎然地回忆：“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由此可见，王世襄当时对养鸽入迷到什么程度。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养鸣虫，还学会了在葫芦上烫花的技艺。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扑营布库（宫廷摔跤的功勋运动员）为师，学习摔跤，还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鹰和养獾狗……在玩乐中，王世襄结交了京城各阶层玩得有名气的不少朋友。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
据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曾介绍，在王世襄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是鸽子，而居住大杂院无法养鸽子则是他的最大遗憾。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当他流连于金博大广场时，发现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名种。鸽子的主人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
“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岁，不觉得自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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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半“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
据王老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各帮莱，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在这些人主灶的饭馆里，我去吃饭或请客，他们都让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反以为是乐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于是，到亲朋好友的家里，他也总喜欢亲自下厨，露几手“绝活”。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仅香糟菜就有糟熘鱼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笋、糟蛋海参等好几味。此外还有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贵贱。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现场烹制一菜，有鱼翅，有海参，有大虾，有鲜贝，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
他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老运动员”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下去，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痊愈。
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一有闲暇，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
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梁思成的提携
1943年的王世襄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
从河南、陕西来到西南，行程一两个月。先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琦留他当中国文学助教。他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院长愿意为他提供一个秘书职位。他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他就不愿当这秘书。他又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作了引见。谁知傅斯年对他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虽未能被
傅斯年选中，但王世襄庆幸的是他最终被梁思成选中，能到营造学社工作了。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
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
从此，王世襄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和营造学社的同窗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梁思成这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同时又具有忘我精神的学长，对王世襄未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是梁思成那种专注于事业的精神，使王世襄终身难忘，成为激励他奋发有为的动力；一是由于梁思成等人的举荐，王世襄在战后得以出任收复文物机构的要职，使他能投身国宝追寻工作，这被他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王世襄在1946年7月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一个热爱文物的人，能够成为故宫的一员，并担任重要职务，这的确是王世襄最理想的选择。1948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给故宫一个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的名额，王世襄奉命前往。一年多后，他拒绝了国外几所大学让他去当副教授的邀请，于1949年8月经香港回国，又走进了故宫。
●因祸得福
1952年国家各机关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运动，由于他有追还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被关押了十多个月。
一时受到怀疑也许还能忍受，因为自己心底坦荡，不惧怕诬陷或误会，但更大的打击却随后来到。他是这样自述这段经历的：
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同时接到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被解雇，开除公职，令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这岂不是把追还大量国宝，认为是严重罪行，否则怎会如此处理！就这样我在家养病一年后，勉强地接受民族音乐研究所李元庆、杨荫浏所长要我参加工作的邀请。失去了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离开了曾以终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
今天，王世襄觉得他当年无奈之中离开故宫，实在是因祸得福。用王世襄自己的话来说，他本来就喜欢小文物，释放回来后，他反而买得更多了。
●妻精琴艺自称「琴奴」
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是他躲风避雨的幽静港湾。袁荃猷女士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精。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自称「琴奴」，直至2003
年袁荃猷病故。此后，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将夫妻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达6300余万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