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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县路政鸽舍 
地 区：河 北 文章总数：430篇 推荐篇数： 1篇 留言数量：58条 访问次数： 鸽舍积分： 109   建立时间：2011-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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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县路政鸽舍
来源：转载
阅读：次
分类：收藏文章
发布时间：2015-2-1 0: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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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始祖、三皇五帝、三次文化浪潮、大迁徙、炎黄子孙、基因解读的传说，本书通过结合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遗传学研究成果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将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遗传学研究成果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讨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基因类型，探讨新石器时期三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浪潮——彩陶文化、玉文化、黑陶文化的主体人群及其发展过程，描述了新石器时期人群大迁徙的状况，展示了中国境内史前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揭示了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的原因。
前言:谈论古史，必然涉及三皇五帝。“三皇”之说始见于《庄子》，“五帝 ”之说始见于《孙子》。自从三皇五帝提出之后，众说纷纭，三皇大约包括了天皇、地皇、人皇、泰皇、燧人氏、伏羲、女娲、神农氏、炎帝、黄帝、祝融等，五帝大约包括了黄帝、颛顼、少昊、高辛氏、尧、舜等。三皇五帝的多种说法，反映了先贤对于往古历史的一种态度。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不言三皇，只讲五帝，并首次将中国史前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纳入黄帝谱系。这既可以说是对历史的—种认识，也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种需要。非常有意思的是，太史公的观点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而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这—状况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倒台而成为历史。20世纪30年代初，从旧学中走出来的史学大家蒙文通首先提出，史前时期的中国境内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民族一一江汉民族、河洛民族和海岱民族。这一观点其实宣告了太史公古史体系的终结。几乎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傅斯年提出，中国的三代史是东西对峙、夷夏交胜。10年之后，曾经留学法国的史学大家徐旭生，进一步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徐旭生舍弃了以地域来概括人群的做法，而直接将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敢言的华夏、东夷和苗蛮三个民族推上了前台。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徐旭生的观点开始受到史学界的追捧。这无疑是受到了国内考古学界新理论新观点的影响。20吐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把国内的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类型。这—理论从物质层面强化了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部落集团的认识。但是，在地球日益变小、世界日益开放、科技日益发展、视野日益扩大的今天，过去的知识总是不断地遭到质疑，并且面对新观点的挑战总是显得束手无策。苏三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大约10年前，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一些历史学教授也曾呼吁重写中华古史。在基因应用于研究人类起源及进程之后，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成为势所必然。
最近20年，人类基因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使我们有可能破解一些过去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亲子关系等，通过DNA鉴定，就可以给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进行DNA鉴定，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进行鉴定。通过对Y染色体的分析，可以判断两个群体(父系)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样的道理，现代人群与历史时期以及史前时期人群(父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对Y染色体的分析做出判断。目前，遗传学家已经排列出了人类Y 染色体的“家谱”。在这个谱系中，始祖为带有Y染色体M168标记的男性，大约出现在距今5.9万年前。遗传学家发现，在Y染色体谱系中，有一些标记，如M9标记，在东西方人群中都存在，而另一些标记，如M122标记、M134标记等，仅见于东亚人群。于是，他们把这些仅见于东亚人群的Y染色体称为东亚人群特异的Y染色体。在东亚地区，Y染色体M9、Y染色体M122和Y染色体M134等遗传基因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于人类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如文化遗存、语言、口传的历史、习俗等，为后世保存了自己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把某个现代人群与古代人群乃至史前人群连接起来。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知道某个现代人群的Y染色体标记，那么，来自这个人群的古史传说人物的Y染色体标记也就可以揭示出来。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够更清晰地说明这个道理。在国内农村的许多村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个村庄只有一个姓，或者以一姓为主。这意味着，这个村庄来自同一个祖先(男性)，这个祖先繁衍了这个村庄的所有人；或者说，这个村庄的大姓是由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同时吸纳了少量的异姓(非血缘关系的人)。这种血缘关系在遗传基因上的反映，就是带有相同的Y染色体标记；非血缘关系意味着可能带有不同的Y染色体标记。如果我们把这个村庄无限地扩展，时间上追溯到往古，地域上覆盖到整个东亚大陆，其结果应该是，东亚大陆主体人群(男性)应该带有相同的Y染色体标记。当然，由于史前时期东亚大陆同时存在着不止一个能够这样无限扩展的村庄，因而，东亚大陆的主体人群带有多个Y染色体标记。这种理论推演模型可以同时说明国内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对于东亚大陆史前文化和人群的研究成果。国内考古学家把史前时期的东亚大陆划分为六大区系类型，遗传学家则认为南方人群和北方人群存在着遗传基因上的差异。如果用这个模型去解释，那么，考古学家所谓的六大区系类型其实就是六个带有不同Y染色体标记人群的大村庄，遗传学家所谓的南北人群遗传基因差异，其实应该理解为南北方同时存在着带有不同Y染色体标记的人群(村庄 )。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遗传学家，都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就是史前时期中国境内的人群存在着生活环境和遗传基因上的差异。这些基于遗传基因差异及生活环境不同的史前人群，在接触、融合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的主要内容。因此，基于人类基因研究的最新进展，重新审视三皇五帝的时代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追溯三皇五帝的遗传基因，并根据考古学、文化1人类学等学科丰硕的研究成果，来破解史前时期中国古史之谜。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但有时又是很生动的。在Y染色体谱系图上，M9、M 122和M 134可以用一个并不准确但比较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曾祖父辈、父辈和子辈。从基因的视角来看待一万年来的中国历史(史前时期)，就会发现，这祖孙三辈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构成了史前时期中国历史的全部。
精彩试读:化石谱系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从19世纪开始，这种探索发展为地下考古。人们相信，地下埋藏着能够说明人类历史的东西，至少能够揭示人类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人类化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了我们面前。100多年来，经过各国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能够通过人类化石知道人类进化的历程。 2002年，考古学家在中非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化石，定名为乍得人，可以上溯到距今700万年前。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化石记录的开始。此后，埃塞俄比亚先后发现了地猿始祖种和千禧人，距今约600万～500万年。这是人类进化的第一个阶段。人类进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古猿。发现于南非汤恩采石场的一个年仅3岁的小孩头骨化石，被认为是属于一种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已经灭绝的猿，也被称为前人，即最初的人类。前人能够直立行走，生活在距今350万～150万年之间。这个小孩被命名为南方古猿。人类进化的第三个阶段是能人。能人意思是有技能的人，最初发现于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化石标本来自于距今240万～140万年前的沉积。直立猿人一直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生活在200万～20多万年前，遍及非、欧、亚三大洲。直立人化石首先由一名荷兰的青年医生发现于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距今73万～49万年之间。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于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距今180万年。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是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尼人创造了以细小尖状器和刮削器为代表的莫斯特文化，已经开始为死者举行葬礼，用花卉为死者随葬，化石年代距今13万～3.4万年之间。在解剖结构上与现代人完全相同的人类化石发现于埃塞俄比亚，距今16 万年，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现代人类化石。他们被古人类学家称为晚期智人、现代智人或者干脆就叫做现代人。晚期智人与早期智人形态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面部以及前部的牙齿缩小，眉脊减弱，颅骨的高度增加。这样，从乍得人到地猿始祖种和千禧人、南方古猿(前人)、能人、直立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人类进化的谱系树被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绘制了出来。由于地猿始祖种、南方古猿(前人)、能人的化石仅发现于非洲，因此，各国科学家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最初的人类出现于非洲。这就是迄今为止考古学文化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类由来的知识的主要内容。基因始祖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认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亚当。一些科学家则相信，全世界60亿人口都有可能拥有同—位祖先。这个想法在40年前由于遗传基因研究的介入而越来越接近于真实。 1962年，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生物化学家萨里奇(Vincent Sarich)和威尔逊(Allan Wilson)尝试用不同结构的生物分子研究人类进化等问题，揭开了遗传学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等问题的序幕。遗传学家通过分析遗传基因的序列，从而对从古至今的人类进行分类，并由此追溯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这种全新的生物化学方法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标志着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是研究人类遗传规律的理想物质。线粒体DNA具有母系遗传特征，而Y染色体遵循严格的父系遗传路线。这样，循着线粒体DNA 和Y染色体两条线索，就可以找到人类最早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瑞贝尔·卡恩(Rebecca Cann)通过研究世界各地147名现代人胎盘线粒体13NA序列，提出了著名的“线粒体夏娃” (Mitodrandrial Eve)理论，认为现代人的共同母亲是一位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近年来更多的关于线粒体DNA研究证实，溯祖过程可以追溯到 15万年前。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布赖恩·西基斯进一步指出，夏娃的后代中有36个不同的“宗族母亲”繁衍了全世界的人口。 2000年，遗传学家彼得·昂德希尔和化学家彼得·欧芬纳等人在《自然遗传学》上发表论文，认为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大约生活在5.9 万年前的非洲。非洲南部闪族人(布希曼人)的Y染色体几乎可以直接追溯到亚当，与我们最早的祖先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P4-6
方鹏《中国人的起源(基因解读三皇五帝)》，江西人民出版社，30.4元；作者方鹏：1966年12月生于安徽贵池，1989年7月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职于铁道施工企业、地方科技报社、省级政府机关和政府研究部门、省委研究部门，现为海南省委财经办调研处处长。曾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贵州民族研究》、《新东方》、《海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20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海南岛历史民族与文化》(2003)、《椰岛寻踪——海南文化史话》(2004)、《文面黎女——海南岛黎族妇女文面的文化考察》(2006)。
[完整版]基因解读的炎黄子孙
大部分汉族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自己是“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观念的产生，大约是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以黄帝为起点，为这一说法奠定了基础。班固的《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语里有这样一段话：“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春秋末年，天下的诸侯家族已经消亡殆尽，所剩无几，而炎帝、黄帝、尧、舜的子孙还有不少生存了下来。换言之，后世之人，大多是炎帝、黄帝、尧、舜的子孙。这应该是后世“炎黄子孙”之说的渊源所在。因此，我们说，“炎黄子孙”这一说法，由来已久。 “炎黄子孙”表达的是一种血缘关系。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到司马迁、班固，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果追溯到炎帝、黄帝，则时间跨度已超过4000年。那么，班固的说法，有没有科学的依据？换言之，我们现在沿袭了将近两千年的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人类遗传基因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提供了可能。炎帝、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遗传基因标记主要是来自对现代人的检测，将传说中的人物与现代人群的遗传基因联系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但是，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已经把这个看似荒诞的想法变得逐渐真实起来。关于黄帝的子孙，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生了25个儿子，其中后世有姓的有14人，第一个是玄嚣，定居于江水（岷江），第二个是昌意，定居于若水（雅砻江）。我们现在无从知晓司马迁这一说法的依据，但是，这条记载却提醒我们，在大西南，也许能够找到黄帝的后裔，从而找到黄帝的基因。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藏族人群在体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英国人类学家莫兰特（G．M．Morant）把现代藏族划分为B型（也称卡姆型）和A型两种，其中，B型大多来自与云南、四川相毗连的西藏东部昌都地区，头骨尺寸比较大，为中长颅型，面部高而较宽，也较扁平，眼眶较高而圆；A型主要来自与尼泊尔、锡金（现已成为印度的一个邦）相邻的西藏南部地区，其头骨尺寸较小，面型低而狭。W•特纳则将前者称为“武士型”，后者称为“祭司型”。这种体质上的差异，不仅存在于现代的藏族人群中，也存在于古代的藏族人群中。1950年，罗马人类学研究所的吉纳教授对拉萨附近多辛山咀古代墓葬中的古人类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头颅保存最为完好的少年属于藏族A型。1958年，中国体质人类学者对林芝附近的一些古代人骨材料进行了观察测量，发现其接近于西藏人A型。1990年，拉萨曲贡遗址出土人骨测定结果显示，该遗址头骨指数接近于藏族B型。关于藏族的两个类型与汉族的关系，首先被外国学者发现。1928年，D•布莱克对安特生从甘肃、河南所采集的史前人类遗骨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认为甘肃的史前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视其为原始的中国人；二是甘肃铜石时代的人种与卡姆型相似。这就是说，藏族人群中卡姆型与古代西北人及现代华北人（中原人）之间存在着体质上的联系。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原还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说明，中原文化历史悠久，没有出现过中断。中原文化绵延至今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原人群没有发生过更替，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下来。这意味着，现代中原人与古代中原人是同一个种群。藏族人群中卡姆型与现代中原人之间存在着体质上的联系，现代中原人与古代中原人是同一个种群，所以，藏族人群中卡姆型与古代中原人也存在着体质上的联系。这一结果得到了考古学文化的证实。在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都出土了作为簪发、着冠用具的骨笄。骨笄最早见于河北武安磁山文化，在黄河中游一带大量发现，反映了华北（中原）先民普遍采用的结发形式，即束发盘髻或辫发盘髻。昌都和拉萨出土骨笄，说明西藏高原的一部分先民有梳发髻的习惯，他们来自华北（中原）地区，是史前时期磁山人的后裔。藏族人群中卡姆型与古代中原人也存在着体质上的联系。这就是说，藏族人群中卡姆型是史前时期磁山人的后裔。所以，藏族人中卡姆型可以追溯到距今8400年前磁山文化的先民。考古学文化为两地人群的迁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路线图。卡若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有肩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见于甘青等地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类型，陶器与马家窑文化类似，彩陶的制作风格与马家窑文化的半山及马厂类型相似。卡若遗址早期的圆形或方形半地穴房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是马家窑系统文化房屋的传统形式。所有这些说明，从马家窑文化到卡若文化，已不能仅仅用文化传播来解释，而是存在着人种的迁徙，主导卡若文化的人群来自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半山及马厂类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还有一种纹饰，两层圆圈的中间是网格纹，圆圈的四周有四只脚和一个头，其中头部两只眼睛格外突出。这类图案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最为突出。考古界的普遍看法是，这些图案都是蛙纹。但是，从形状来看，这些图案更像是一只大鼋。郭沫若认为，大鼋图案在“殷彝中极多，前人释为子孙，……疑当读为‘天鼋’”，“其例至多，旧释子孙，实则乃国族之名，余疑即是天鼋，亦即轩辕。”[3]《国语•周语下》也有“我姬氏出自天鼋”之言。这就是说，天鼋是黄帝的族徽。马厂文化的彩陶盛行天鼋图案，意味着马厂人群出自天鼋，即黄帝。换言之，马厂人群是黄帝族群的后裔，来自中原地区。至此，可以对卡姆型人的迁徙路线作如下描述：8400年前，活动于河北武安磁山的一支先民，他们束发盘髻，也可能是辫发盘髻，过着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距今7400年前后，由于气候变化，他们开始了西迁，穿越山西中南部、陕西北部，进入甘肃境内，从渭河上游及河湟地区沿黄河西侧西南行，经过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青海海南、果洛、玉树，在距今5000年前后到达西藏东部的昌都，创造了卡若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进入拉萨，在曲贡留下了文化遗存。现在可以勾画出从河北磁山人到藏族人卡姆型演化的谱系：磁山人——黄帝族——马家窑人——马厂人——卡若人——曲贡人——藏族人群中的卡姆型。我在搜集藏族人群遗传基因资料时发现， Y染色体M134标记在藏族人群和中原人群的遗传基因中比例很高，是两地人群都有的最主要的遗传基因。由于藏族人群中卡姆型来自中原，所以，藏族中带有Y染色体M134标记的人群属于卡姆型。藏族人群中卡姆型带有Y染色体M134标记，说明古代磁山人和黄帝族都带有Y染色体M134标记。换言之，黄帝带有Y染色体M134标记。详细地分析黄帝的遗传基因，目的是为史前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由于篇幅的限制，关于炎帝的遗传基因，可以给出一个结果，即炎帝带有Y染色体M122标记。具体的分析，都在即将出版的《中国人的起源——基因解读三皇五帝》一书里。史前时期，中原地区的居民主体人群是M122种群和M134种群，这一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换言之，史前时期中原地区的人群没有发生过更替的现象。由于炎帝和黄帝是史前时期中原地区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所以，华夏民族把自己的源头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有其充分的科学依据。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后裔。在现代汉族人群遗传基因中，Y染色体M122、Y染色体M134的分布频率都比较高。有关研究表明，Y染色体M122和Y染色体M134在北方汉族遗传基因中的分布频率平均为53.8%，在南方汉族遗传基因中的分布频率平均为54.2%。换言之，Y染色体M122和Y染色体M134共同构成华夏民族遗传基因的主成分。所以，今天大多数汉族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这一说法得到了遗传基因研究成果的认可，它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是合乎科学的。（实质上是，现代人从非洲出走后，来到东南亚，然后其中有一支沿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一路向北，来到甘肃。这部分人就是汉藏的祖先。一部分向东南迁移，成为藏人祖先，一部分东进进入关中，成为炎黄始祖。这位朋友可能是对我的文章匆匆一瞥，然后就把遗传学家的观点搬过来了。我想说的是，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遗传基因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一是指出了现代人类大迁徙的路线图，二是提供了当代人群的遗传基因标记。关于特定区域人群的迁徙，遗传学家可以为我们提供论据，但不能提供论点。遗传学家说，汉人于八千年前进入黄河流域，于五千年前进入西藏地区。遗传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汉人进入西藏地区比进入黄河流域晚了三千年，原因即在于此）。
说到炎帝和黄帝，无法绕过司马迁笔下那场史前时期最为惊心动魄的炎黄大战。炎帝和黄帝都被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因此，在描述这场大战之前，有必要进行一定的铺垫。这一节主要讲炎帝。炎帝带有Y染色体M122标记，是距今7000年前M122集团的领袖。 M122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的生活在淮河上游的裴李岗文化贾湖人群。贾湖人是一群善于享受生活乐趣的人群，在劳作之余，经常聚在一起，吹起骨笛，载歌载舞。他们还用龟占卜，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之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事实上，他们绝对不是我们曾经以为的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大约距今7400年前，M122开始了大规模的外迁。关于这次外迁的原因，很可能与这一时期气候变化有关。有关资料表明，在距今7400～6400年间，中原气候较以前干旱，降水量减少。裴李岗时期的M122主要从事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因此，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更主要的是直接影响到生存问题。所以，迁徙势在必行。在淮河上游繁衍生息了1500年之久的M122，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各奔东西”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其中来自舞阳贾湖和长葛石固的人群走向豫西南。他们首先来到汉江支流的丹江，然后沿汉江西迁，进入安康、汉中地区，最后到达渭河上游的宝鸡。炎帝就是这个人群的杰出代表。溯汉水而上的M122，进入渭河上游宝鸡，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地湾人（他们来自中华人文初祖伏羲人群，带有Y染色体M9标记）相遇。宝鸡的大地湾人很可能不会太多，这使M122能够在这里生存下来。两个人群的融合、两种文化的碰撞，导致了一个新的文化因素出现，这就是半坡文化的萌芽。炎帝无疑是半坡文化孕育出来的杰出代表。他来自M122，又采纳了伏羲人群的彩陶文化。这使他能够为大地湾人所接受。不仅如此，炎帝开始沿渭河东进，进入白家村文化区域，并引发了一场彩陶革命，鱼形纹大量出现。从此，彩陶文化进入半坡时期。鼎盛时期的半坡文化，以鱼形纹彩陶和尖底瓶等为特征器具。鱼形纹陶器和尖底瓶都是祭祀活动的用具。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半坡人宗教观念与贾湖人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炎帝选择鱼形纹作为祭祀陶器的典型图案，可能是深藏玄机的：在古老的印度大水灾故事中，鱼是人类再生的救星；M122源自南亚，将鱼的形象画在彩陶上，既是为了祈求鱼的保佑，也是为了将人群迁徙的信息保留下来。
在贾湖人北上到达淮河上游之后，有一个人群从太行山东麓北部南下，到达黄河北岸。这就是磁山人，带有Y染色体M134标记。磁山人生活在太行山东麓南部，从事粟作农业，可能是中国境内最早栽培粟的人群。八千年后的今天，考古学家们发现，在他们使用过的深窖穴底部，堆积着大量的腐朽的粟的遗存。生活在华北平原南部的M134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M122曾经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时光。贾湖人来到黄河南岸的新郑裴李岗等地，从事粟作农业生产，磁山人由于北方的北京转年人进行陶器贸易往来转向与裴李岗人进行陶器贸易。在距今7400年前后，由于气候变化，在黄河南岸、淮河上游M122纷纷外迁的同时，生活在黄河北岸的M134也开始外迁。于是，华北平原南部和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低谷。磁山人与裴李岗人在行动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裴李岗人选择的方向是豫西、豫西南、豫东南和豫东，磁山人则选择沿太行山东麓走廊向北发展，以及沿着黄河北岸向西发展。这种合理的分工、默契的配合现在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都表明，磁山人和裴李岗人在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蜜月期之后，分开时，双方还表现出相当得体的君子风度。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磁山人，在河北容城上坡定居了下来，生活了300多年，最终取代了当地土著文化北福地一期文化和镇江营一期文化，成为北福地二期文化的主导人群。史籍记载，黄帝生于姬水。但是，史籍对于姬水所在地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北福地位于河北易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中易水河从南边流过。“易”与“姬”发音如此相近，暗示着古代的“姬水”指的就是现在的“易水”。认为黄帝生于姬水，其实是指黄帝的祖籍在易水。易水一带有浓厚的黄帝文化气氛。距离北福地20公里的后山，40年前还有大量古庙群，主庙是“后土皇帝庙”，发现于涞水县的《后土宝卷•褅祖经》认为，“后土皇帝”指的就是黄帝。所以，后山庙也被认为是黄帝家庙。又过了300年，黄帝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入主中原，创造了极少彩陶和尖底瓶的后冈一期文化。
炎黄大战中还有一个主角也不可忘记，这个人就是蚩尤。蚩尤来自淮河中游安徽蚌埠双墩文化。在离开淮河上游的M122中，进入淮河中游安徽蚌埠双墩的一个人群处于比较封闭、孤立发展的状态。所以，双墩遗址彩陶十分罕见。在M122进入之前，安徽淮北地区是一片无人居住之地。很有可能，黄海的海水从这里退去不会太久，大地在淮河的洗刷下，露出了绿色的生机，鹿、牛、虎等各种动物在这里繁衍，螺、蚌、鱼等水生动物充裕。在这个世外桃园里，M122延续了贾湖的生活方式，过着稳定的渔猎采集和水稻种植生活，贾湖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双墩出土了同时期数量最多的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应该是在贾湖刻划符号的基础上延伸和发展，具有文字的功能，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双墩文字类刻划符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前文明独立发展的重要进程。双墩人把贾湖时期的原始宗教向前推进了一步，将祖先崇拜提高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双墩刻划符号出现了大量的鱼形刻符，与半坡鱼形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揭示了他们对于拯救了人类的鱼的最原始的宗教感情。双墩文化的杰出首领就是蚩尤。蚩尤是双墩文化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距今6500年前，双墩文化与半坡文化、后冈一期文化一起，成为史前时期长江以北最为兴盛的三支文化，犹如三颗最为耀眼的星星，闪烁在北方的天空。
距今6500年前后，是一个牵动着古往今来历史学家心弦的时间。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史前时期撼天动地的一场大战——炎黄大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场大战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境内各人群的影响，直到今天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始于距今7400年前的干旱气候，在距今6700年前后很可能已开始回转，中原地区开始变得温暖湿润。生活在北部的黄帝最先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距今6700年前后，黄帝率先南下，将部落中心迁往河南安阳。距今65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干旱气候已接近尾声，外迁的M122也开始向中原地区回流。炎帝沿黄河东进，来到晋东南一带的长治、晋城。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有关炎帝的历史传说和民俗文化，为炎帝的东进作了最好的注释。雄心勃勃的蚩尤对先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深怀着感情沿着淮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涡河溯河北上，进入豫东地区。但是，此时的黄帝已捷足先登。战争就这样变得不可避免。最初的战事可能发生在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炎帝的活动区域已接近黄帝的部落中心豫北安阳。这对黄帝来说，几乎是忍无可忍。炎黄之战就这样发生了。战场从晋东南向晋西南转移，特别是在晋西南和关中东部炎帝部落中心附近，战事极为惨烈。战争以炎帝的失败告终。考古学家发现，晋南和豫西基本上没有典型的半坡文化遗址。黄帝打败炎帝后，挥师东进，在豫东地区与蚩尤相遇。于是，蚩尤与黄帝之战很快就爆发了。蚩尤曾经战无不胜。但现在，他遇到了同样强大的对手黄帝。于是，在这场史前时期最为惨烈的战斗中，蚩尤战败，双墩文化也从此消失。蚩尤的失败，意味着一个曾经独立发展着的史前文明出现了中断，中国境内史前时期各种文化进入了一个聚集、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在蚩黄大战中，东夷人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海岱地区的东夷人以M9种群为主体人群，分为两大部落：一个以太昊为首领，从西辽河流域南迁而来，崇龙；一个以少昊为首领，来自北京上宅文化，崇凤。在这场大战中，崇凤的少昊部落出现了两大阵营，一部分人群站在了黄帝的一边，另一部分人群站在了蚩尤的一边。蚩尤失败后，原来的少昊被杀，少昊清成为东夷人的新首领。太昊在这场战争中站在了蚩尤这一方。黄帝打败了蚩尤，太昊厄运难逃。河南濮阳出土一座距今6470年前的古墓，墓主人是一位老年男性，东侧是蚌龙，西侧是蚌虎。考古学界认为墓主人是蚩尤。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个墓主人就是太昊。黄帝在战胜了炎帝、蚩尤、太昊、少昊之后，把开疆拓土的目标定位在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西辽河流域有两个人群：赵宝沟人和红山人。黄帝在西辽河流域采取了分化的手段，将势力相对较弱的红山文化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而将强大的赵宝沟文化作为打击的对象。距今6470年，赵宝沟文化的主体消失。黄帝在西辽河流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具有后冈一期文化风格的彩陶和红顶碗出现在红山文化遗存中；红山玉器中的玉熊，更有十分明确的暗示性，以至一些学者误以为黄帝来自红山文化。黄帝开疆拓土的另一个方向是大西北。为了巩固对西北的控制，黄帝让他的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沿黄河和渭河西进。这支M134后来到了甘青地区。甘青地区出土的彩陶大量出现两层圆圈内方格纹的图案，形状十分类似鼋背，暗示他们出自天鼋黄帝。这应该是司马迁《史记》说黄帝的大儿子玄嚣定居岷江、二儿子昌意定居雅砻江的历史根源。细心的考古学家发现，后冈一期文化向东扩展到山东境内，向北扩展到晋蒙翼交界地区和西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江汉东部地区。换言之，在距今6500年前后各地史前文化激烈的扩张竞争中，后冈一期文化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东亚大陆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黄帝也因此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8天前，即11月9日，《华西都市报》第六版发表了一篇报道：《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这篇报道最后表示，报道内容来自《现代快报》。查《现代快报》，10月27日发表长篇文章《科学家：中国人祖先是纯正非洲人，土著怎样消失的》。很明显，《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可以看成是《现代快报》文章的内容摘要。然而，请注意，《现代快报》的标题与《华西都市报》的标题是有区别的，前者讲中国人祖先是非洲人，后者讲中国人起源于非洲。 “中国人祖先是非洲人”与“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是一回事吗？如果有人问：“你是哪里人？”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将自己的出生地作为答案，如“我A省人”。这个问题也可以下述方式表述：“你是来自哪里的？”或“你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有人问：“你的祖先是哪里人?”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将自己的祖籍作为答案，如“我的祖先是B省人”。这个问题也可以下述方式表述：“你的祖先是哪里人？”或“你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把这个两个问题放大：“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祖先是哪里人？”这两句话还可以换成下面两句话：“中国人起源于哪里？”“中国人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问题至此应该很明朗了：这两个问题由于主语不同，答案是不一样的。换言之，这两个问题不是一回事。问“中国人起源于哪里？”相当于问中国人出生地在哪里；问“中国人祖先是从哪里来的？”相当于问中国人祖先是哪里人或中国人的祖籍在哪里。遗传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中国人遗传基因与非洲人遗传基因并不相同，换言之，中国人出生地不在非洲。但是，中国人遗传基因确实可以追溯到非洲，与非洲人遗传基因有共同渊源，说明中国人祖先确实可以追溯到非洲。所以，中国人并不起源于非洲，但是，中国人祖先是非洲人。这意味着，相信“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但不能认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遗传基因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还显得十分陌生。
18日和19日，CCTV—10《走近科学》播出《神秘的头像》。不知道这种安排是有意还是无意，两年前的2007年11月17日，央视《走近科学》播出《神秘的史前面具》，留下一个悬念。这期节目，算是对两年前的悬念给出了答案。《神秘的头像》讲的还是山东长岛发现了具有西方人特征的史前面具；对长岛史前人遗骨的线粒体DNA检测结果显示，在四个有效标本中，两个D型（东亚人群特异基因），一个R9型（南亚人群特异基因），一个HV型（中亚人群特异基因）。两年前《神秘的史前面具》留下的悬念，就是没有说明基因检测结果。我特别注意到，这次基因检测结果是线粒体DNA情况，即母系遗传基因情况，而不是父系遗传基因Y染色体情况。 6000年前的山东长岛出现了来自中亚、南亚的人，让许多人疑惑不解。来自中国社科院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面对于这种情况，闪烁其词。节目主持人为了自圆其说，提到了历史上的一件事：距今7000—5000年前，雅利安人大迁徙，暗示着山东长岛人与这次大迁徙可能有关。但是，雅利安人的大迁徙发生在距今5000—4000年前，比山东长岛史前人晚了一两千年。这种错误还有，如说《山海经》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求仙，其实《山海经》的记载时间下限为西周，无关秦汉。那么，6000年前的山东长岛出现了来自南亚、中亚的人，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距今6000年前，M9沿欧亚草原通道，大举进入东亚，其中一支从蒙古高原来到辽河流域，又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进入山东境内。这支人群并没有就此驻足，而是继续南下，一直深入到江南。这个人群的杰出首领，就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史前时期功绩最为显赫的颛顼大帝：“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了解了这样一段史前历史，神秘的山东长岛人也就不再神秘了。
（2009-12-01）今晚CCTV－4《走遍中国》的内容是：《追寻东夷的足迹》。解说词对东夷族的定义是：生活在山东境内和淮河流域的各个族群。解说词的作者确实比较聪明。因为，在这个定义之下，你对解说词的内容无可挑剔。如，解说词说，蚩尤是东夷族。如果没有前面的定义，我相信，没有几个人理睬这一点。但是，有了前面的定义，你无可挑剔：蚩尤确实生活在淮河流域，说他是东夷族无可厚非。按照解说词的定义：生活在美国境内的人都是美国人，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人是欧洲人，我的父亲移民美国，我的母亲移民欧洲，所以，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欧洲人。问题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血液里流着的是中国人的血。所以，他们应该是中国人。那么，我的父亲和母亲到底是哪里人？这本来不是问题，但是，现在，在解说词的定义里，已经变得十分混乱了。关于民族，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尊奉的是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以斯大林的定义去衡量，解说词的民族定义绝对是错误的，因为解说词只谈到了共同的地域——山东境内和淮河流域。已经有人指出，斯大林的民族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否认民族是以种族为基础，不仅在马、恩或列宁那里找不到根据，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法操作。解说词借专家之口承认：东夷人与中原人在体质上是有差异的，东夷人平均身高172CM，中原人平均身高168CM。这说明，古人在划分族群时，除了地域的因素，种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是最重要的因素。从种族角度来说，蚩尤是中原人的后裔，与炎帝同为姜姓，而东夷带有欧亚大陆西部人群的基因；从文化上来看，蚩尤族与炎帝族有共同之处，而与山东境内的太昊、少昊文化相差甚远；从语言上来看，淮河流域的文字与山东境内的文字没有可比性；从地域上来看，淮河流域与海岱地区并不相同。所以，把海岱地区与淮河流域与山东地区连在一起，将蚩尤纳入东夷族，这种“创新”，除了增加混乱，没有别的效果，因此，不值得提倡。
ＤＮＡ－Ｙ检测数据：
国家 炎黄子孙（Ｆ－Ｍ８９）所占人口比例
中国 ９７％
不止在一个地方，看见类似的数据。本文中的数据准确的意思是说，来自M89家族（包括M9、M122、M134、M119、M95等）的男性人口占中国男性人口的比重为97%。据我所知，来自复旦大学的数据显示，就M89而言，在中国男性人口中的比重大约为5%左右。把中国男性遗传基因追踪到Y染色体M89，这不错。但是，这种追溯的结果，是将中国人的渊源追溯到欧亚大陆西部，与他们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南辕北辙。这就是对遗传基因不了解而带来的笑话。只有M122和M134才可以归入炎黄子孙之列。
手头有一本《三皇五帝与纳西祖先》，看得倒也津津有味。该书作者和士华是纳西族人，长期在丽江一所高等学府当老师，从事纳西东巴文化研究几十年，曾参与了纳西东巴古籍的汉语翻译工作，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三本关于纳西族文化方面的书。其实，这本书是两年前买的，好象买来的时候随手翻了一翻，然后就放进了书架。当时买书的原因，主要是曾经去过丽江，对神秘的纳西东巴文化有兴趣。书在书架里一呆就是两年多，再也没有进入我的视野。这可能是由于我自己也不相信三皇五帝会与纳西祖先有什么联系。遗传学家也说，纳西人是以YAP为主体的人群，与以M9、M122、M134为主体的中原汉人不搭界。然而，和却要努力揭示这种联系。他从东巴古籍中关于纳西祖先的记载开始，破译祖先名字里蕴藏的深意，揭示出隐藏了几千年的纳西族与中原人群的关系。这就是：4000多年前，生活在甘青地区的纳西族先民，与三皇五帝的后裔曾经发生过融合，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纳西族是为数不多的有着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从而保存了汉字没有记载的历史信息。把这些信息揭示出来，弥补了汉字无记载的缺陷，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甚至史前历史极有价值。所以，把纳西族与三皇五帝联系似乎很荒唐，事实却并非如此。这就是和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千万别以为，纳西古籍记载了三皇五帝是他们的祖先，三皇五帝的后裔就只存在于纳西族中了。其实，纳西人对于自己的祖先有三个版本，一是古籍中的，一是神话传说中的，一是民俗中的。哪一个是真的，纳西人清楚。
刚刚在MSN上看到2月7日的一则新闻，标题为《DNA检测结果表明中国或不存在纯种汉人》，摘录如下：最近，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一般认为汉族人属于中原人”，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告诉记者，最近，他刚刚完成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变迁的DNA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中原这个范围主要是现在的河南，还包括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及安徽西北部少数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是中原人，也就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人。 “但这个说法又不对了，在商周时期，建都于今天西安的西周肯定属于汉族，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则直接被定义为戎，成了少数民族。”谢小东说。“因此，汉族只是某一时期人为的地区性划分，这个民族并不具有其特定的定义，只是为了与周边相区分而建立的。” “根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 “中国不存在纯种汉族人与长期的大规模人种迁移也有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周边国家都在不断与汉族融合。” 据说，这则新闻来源于重庆晚报。几年前，也看到过类似的消息，没想到这类消息又冒了出来，而且消息的来源似乎都是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这就有点奇怪了。这则消息有许多让人看不懂的或者明显错误的地方。首先，“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告诉记者，最近，他刚刚完成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变迁的DNA研究。”我不知道，完成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变迁的DNA研究与汉族DNA研究是什么关系？其次，纯种汉族人的遗传基因是什么？“根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这段话意味着客家人的DNA可以代表着中原人的DNA。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检测数据，在客家人中，男性中M122比例高达54%，其他比例达46%，这就是说，客家人也不是纯种的。客家人不是纯种的，那么如何判断纯种的汉族人遗传基因？第三，认为客家人才是真正的中原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早于客家人从中原迁出的还有福建闽南语、广东粤语等语言的人群。认为汉族人应该是纯种的这种观点是目前关于史前历史知识存在空白的结果。早在距今6000年前，中原人群就已经发生了大融合，突出表现为炎、黄和信仰伏羲的人群的大融合。而目前史学界所能告诉我们的最早的国家是夏朝，距今4000年前。所以，当科学家遭遇历史知识的空白，科学家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就成了胡言乱语。在日本人中，M122占17%，M134占10%。 秦始皇50万大军对岭南人群遗传基因肯定产生了影响，目前，在广东广州人中，M122占40%，M134占26.7%。以上数据均由复旦大学公开发表。
CCTV10“走近科学”专题的一个卖点，就是经常介绍一些史前文化。这不，这几天正在热播《七千年前的谜案》系列。《七千年前的谜案》讲的是陕西临潼零口村遗址发掘出土一具七千年前的尸体，身体内有36处损伤。这具尸体经鉴定，为一位15~17岁的少女，生前应该是被缚在树上，至少有11人在她面前呈半圆形分布，用弓、驽等工具将其射死。是谁这么残忍，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如花年纪的少女如此惨烈地死亡？这就是CCTV10所要探讨的内容。目前，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少女之死，或是祭祀，或是战争，或是惩罚。正如CCTV10解说员所说，这些答案中，没有一个答案让人满意：少女埋葬的周围没有发现祭台之类，不能用祭祀来解释；少女埋葬得十分得体，不可能是由于战争原因；如果少女因犯错而受到惩罚，谅不至于如此残忍，也不可能受到得体的埋葬。也许到了明天晚上八点半，CCTV10将给出答案。其实，如果你熟悉史前时期的人群分布情况，那么，这个谜的答案就非常简单。距今七千年前，陕西境内生活着两支人群：M9和M122。M9最初生活在甘肃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后来沿渭水东进，分布到陕西境内。M122来自河南境内、淮河上游，在距今7300年前开始西进，后来也在渭水流域定居下来。这两个人群就是古史传说时期的伏羲人群和神农人群。不同的人群，来到同一块地域，为了生活，这中间可能发生怎样的故事，就不多说了。很遗憾的是，零口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M9和M122先后来到了这里。考古文化揭示，零口遗址存在着不同文化遗存依次叠压或打破的关系。换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文化的消失和另一种文化的兴起。这样，这位少女死亡的原因就一目了然：她被一个人群所杀，但被另一个人群（她所在的人群）厚葬。这就是这位七千年前的少女死亡的真实情况。她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史前时期，不同人群的融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过程。看过我的《中国人的起源——基因解读三皇五帝》之后，无论CCTV10将诸如此类的“谜”设置得怎样环环紧扣，你也不会被牵着鼻子走，而是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见解。明天的CCTV10对零口少女之死将会给出怎样的解释，与我的观点有什么差异，谁的说法更合理，相信你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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