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近20多年的飞速发展,使处于极端边缘的中国赛鸽事业也受益匪浅,其崛起速度之猛之快,令世人刮目相看。20年前,正像中国鸽友不了解欧洲的鸽事一样,老外们也对这个东方大国的鸽事浑然不知。而现如今,即使是再闭塞的老外,也不能对这块东方热土上如火如荼的赛鸽运动充耳不闻了。至于那些大鼻子、蓝眼睛、浑身长毛的鸽商们,更是对东方这个巨大的新兴市场趋之若鹜了。因为,对于欧洲来说,过去最大的市场在中国台湾和日本,而如今,最大的市场已经无可争辩地属于中国大陆。持续近20年的引进大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在中短距离上的竞翔弱势。记得1995年,第一届北京爱亚卡普公棚500公里决赛,第一梯队归返的7羽赛鸽里,仅第7名是国内鸽友所送,前6名皆被欧洲鸽友获得。而如今,洋人甚至被称为“超级强豪”的洋人来北京参加大型的公棚赛事,“夺冠”对他们来说已经相当困难了。中国鸽界与欧洲鸽界的实力对比与过去发生了质的变化。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错误的，客观地分析现状,肯定成绩、找出不足、避免盲目性,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对待现在和未来。那么,面对崛起的中国,欧洲是否还有优势?还有哪些优势?
欧洲的赛鸽环境与我们相比占有较大优势
赛鸽环境和氛围比较差,这是我们和欧洲最大的差距。赛鸽历史悠久的西部欧洲,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风光秀丽,人民生活安逸而富足,人口密度低,民众的道德水准相对较高,法制健全。赛鸽运动200年来,在西欧各国生生不息,已被社会广泛认可,当然这与欧洲信鸽界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他们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担当起社会的一份子,并且尽到了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他们为社会所认可,所接纳,并且受到了社会的尊重。比如德国信鸽协会,每年在DV鸽展上都要为残障人员和福利事业做出捐献。我们的《赛鸽天地》杂志以及《飞翔》栏目曾多次做过报道。和德国信鸽协会努力为社会公益做贡献的精神比起来,我们的绝大部分鸽会则显得太有“经济头脑”,信鸽协会明明属于国家民政部门明文规定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组织,他们却能明里暗里地大搞“创收”,有的鸽会名义上是社团法人,实际上已经变为体育主管部门的“三产”,只管赚钱,不注意打造鸽会的社会形象,不尽社会义务,不为信鸽事业去开拓良好的社会环境。致使百姓只看到鸽子扰民的一面,看不到赛鸽运动和鸽会组织以及广大鸽友对社会的贡献。信鸽事业的社会地位不高,得不到应有的理解、重视。比如中国河北地区的“网鸽”问题,这在欧洲是根本不可能滋生更不可能泛滥的。像这样的眼中钉、肉中刺,给广大会员带来切肤之痛,并给中国信鸽运动形象、中国社会形象带来极大损害的丑恶行为并未引起中国信鸽界决策者的重视,似乎打击网鸽行为只是基层鸽会和赛鸽媒体的事。尽管鸽界各种媒体(电视、杂志、网络)和河北省鸽会、北京市及天津市鸽会对网鸽行为从口诛笔伐到联络公安部门到现场执法,但中国信鸽界的最高决策层从未对这件事做出过积极的、维权式的表态,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2006年夏天,《飞翔》在演播室制作了一期叫做《迎接挑战》的节目,是针对河北省山海关地区和柏乡县网鸽犯罪活动的。当时,我们邀请的北京市鸽会、天津市鸽会、河北省鸽会的主要领导和北京的数拾位鸽友,都非常积极的按时到达演播室,邀请的公安大学法律系主任唐若雷教授、毕文胜律师也非常热情的出席,河北涿州市松林店公安分局局长、山海关巡警大队大队长都在百忙中驱车赶来,唯独我们最早邀请的、也是鸽友们最盼望其出席的中国信鸽界的决策者没有来。事后,许多人,包括省市一级鸽会领导对此颇有微词:尽管你自己不养鸽子,但你主管的事业受到伤害,你就不能站出来,说上一两句话吗?
看来,要改变中国信鸽运动的生存环境,还需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尤其是各级鸽会领导,不管你养不养鸽子,既然你当上了鸽会的“官”,就要在其位、言其政。当官是一件好看而不好干的事,毕竟群众会用工作业绩来评判你。
200年优秀基因的积淀是欧洲最大的优势
欧洲200年的赛鸽运动发展史,实际上是一代又一代欧洲鸽友对信鸽优秀竞翔基因的汰选、浓缩和发扬光大。虽然我们历经近20年的引进,从玩“天落鸟”开始,发展到现如今引进欧洲大型赛事的优胜鸽,如果说中国有30万鸽友,那么我敢说,棚里没有欧洲血统鸽子的鸽友几乎找不到。因为外血鸽已经相当普及了。目前在国内赛场上,中短距离赛事中(包括鸽会常规赛事和公棚赛)拼搏的“运动员”,几乎都是外血鸽的后代。既然这么说,我们还有必要继续引进吗?我说有必要。但引进的方式和对象应有所改变,应当从注重规模和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以前20年的引进可以用“粗放”二字来形容,引进鸽质量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纵有垃圾也在所难免。那可以理解为刚刚开始引进时的“初级市场”。那时只要是佩戴外环的鸽子,再附上一张满是洋文的血统书,立刻身价百倍,而且十分抢手。公棚赛上老外的迟归鸽也能在拍卖会上“呼悠”出两三千元。而现在不同了,在老外于公棚赛上难以战胜中国鸽友的今天,再买那些老外的迟归鸽和那些有着华丽的血统书的、但真假难辨的所谓大名鸽的子代、孙代、平辈鸽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我们应当调整引进思路,在这一点上应当吸呐日本人和中国台湾鸽友的理念。众所周知,日本和中国台湾一直是欧洲赛鸽的高端市场,他们的引进目标一般是鸽王冠军或是大型赛事的冠军,或著名鸽舍或著名品系。现在国内有一部分鸽友很有实力,可以借鉴日本和台湾鸽友的作法,把欧洲的“尖子”掐来,是挖掘欧洲优秀基因的最直接、最可信的方法。当然,这需要经济实力,非一般工薪鸽友所能做到。作为经济实力有限的鸽友,与其买老外的三流或四流的鸽子,不如到公棚云集的北京来拍一羽决赛获奖鸽更实惠、更实战。
中国大陆引进欧洲种鸽的浪潮还会持续多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在为这个浪潮推波助澜。
1、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有钱人迅速增多,有钱人进入信鸽界的也越来越多,这些新鸽友急需武装自己。
2、各种各样的大奖赛、特比环赛、公棚赛促使获胜鸽友和失败鸽友投资搞“军备竞赛”,更新和引进种鸽。
3、国内外的鸽商都盯住了这个大市场。展览会、拍卖会此起彼伏,各种赛鸽媒体“可劲儿忽悠”,广告铺天盖地。
4、中国人固有的“崇洋”思想,及信鸽界的痼疾:引种宁远勿近,“不愿意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这可能也是一种心理障碍。
欧洲的优秀种鸽是引不完的,他的种源就像是一处优质的矿泉,你可以用桶装,用瓶灌,用汽车、火车将水销往世界各地,但是你不可能把产生矿泉水的矿脉迁走,除非他自己枯竭了。
历经近20年的引进,中国鸽界快速的填补了自己的短、平、快项目的空白,极大地缩小了与欧洲赛鸽运动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小。
在养、训和应赛技巧上欧洲已不具优势
欧洲虽有200年赛鸽文化的历史,但至今赛鸽在欧洲仍是休闲娱乐性的,人们只是在享受赛鸽的乐趣。如果说想从信鸽事业上获得经济利益,不能指望巨额的奖金,因为欧洲鸽赛的奖金并不高,经济利益多来源于售鸽所得。没有大奖刺激,唤不起欧洲人对赛鸽过程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绞尽脑汁地去拼命。
而中国就不同了,尤其是中国台湾省,赛鸽就是合法的赌博,虽没有听说过有为此倾家荡产的,但一夜暴富的人、以鸽养家的人都见过或听说过。欧洲人养鸽是休闲娱乐,台湾人养鸽是为生存、为过上奢华的生活拼命。巨额的奖金值得为赛鸽的每一个环节、哪怕是细小的环节去绞尽脑汁、去流汗、去受累、去研究和探索那些被称为“秘笈”的“绝招儿”。借日本《爱鸽之友》杂志社社长明神庄吾先生的一句话:“台湾鸽友似乎每人都有秘而不宣的绝技”。这就是在巨额奖金刺激下衍生出来的积极性和动力,以及它产生的研究成果。1990年以后,台湾鸽友来大陆访问的逐渐增多,在交流中大陆鸽友普遍的接受了台湾的赛鸽理念,部分鸽友在实践中把自己原有的理念与台湾鸽友的理念相结合,创造了自己特有的、行之有效的实战理念和技巧。
这些实战理念和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1、运用现代兽医学的科技手段,科学用药、合理用药,保证赛鸽的绝对健康。
2、针对不同的时期的需要,针对每一羽赛鸽的具体情况,实施不同的饲料配方和补助品的供给。这种“过细”的管理,很像是刘翔那样的优秀运动员享受的“一对一”的教练和辅导。
3、大运动量的强制家飞和赛前每天一趟甚至两趟的路训,路训空距每天应有一次在100公里左右。
4、伴随大的运动量,必定有极好的“恢复”措施，这里主要指营养补助品的供给。
5、严格汰选,宁缺勿滥。
以上仅是根据我的观察理解,总结出的几条梗概,其实许多高手会有更高明、更具体的秘笈。
欧洲是全世界的种鸽基地,这似乎无可争议。但欧洲人的养功和训赛技巧有没有现如今的中国人高明?就这个问题我与台湾鸽友黄廷彰、天津宋智海、北京米星、上海汤伟等诸多鸽友探索过,结果异口同声:“要论赛鸽子,欧洲人不是当今中国人的对手”。这几位身处不同的赛鸽热点地区,本身也是赛鸽高手,多次赴欧洲访问或是对外界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黄廷彰鸽友,常年奔波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与欧洲许多著名赛鸽家交往甚密。他说,如果让中国人和欧洲人同场赛鸽,不管是中国人在欧洲建棚参赛,还是欧洲人在中国建棚参赛,欧洲人都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他说,欧洲人的鸽子是用饲料槽吃大锅饭的,从未见过他们针对每一只鸽子的不同情况制定过不同的食谱,不要光看到中国人表面上的一些作法,比如强化训练。有许多细微的东西和手法是不外露的。他举了范林登的例子。范林登在台湾住了二十年,在台湾鸽界耳濡目染了许多东西。回到比利时3年之内拿了八个国家赛冠军。黄先生提到范林登,使我想起2005年在北京双环假日酒店我曾当面问过范林登:你的成绩如此惊人,是否把从台湾学到的经验带回比利时了?范林登当即否认,并用不太流利的华语说,他从台湾带回比利时的唯一经验就是用竹竿赶鸽子归巢。我当时淡淡地一笑,心想,你不会承认的。第一,你怕欧洲人知道你的技巧,纷纷仿效,从而增加你夺冠的难度。第二,让傲慢和矜持的欧洲人放下架子屈尊在中国人面前,他的自尊心难以承受。也许,老外也是有民族自尊心的。
但是后来在另一个场合,范林登在谈论比利时的鸽界情况时,有一句话还是反映了他的实情。他说:“我20年前出国时(去台湾),他们就是这样养鸽子。20年后的今天,他们还是这样养鸽子。”范林登是在说比利时人养鸽太注意传统,缺乏创新。言外之意是,他已经和传统的比利时养法有所区别了。确实,从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来说,西欧人不属于激进型,而是趋于保守型,讲求传统模式。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养鸽方式是沿袭100年甚至200年来的传统模式。试想,这种传统而陈旧的模式一旦和现代的中国模式对阵,能有几分胜算呢?
由于大奖的刺激,中国人已经把鸽子的潜能挖掘发挥到了极致。当欧洲人还在把每周两次路训,每次30公里或50公里作为经验侃侃而谈的时候,中国的赛鸽高手已经在实行赛前一个月开始的每天路训两次,其中一次为100公里的“魔鬼训练法”。当欧洲某赛鸽强国取消了为当年的幼鸽设置的500公里比赛的时候,中国湖北的鸽友已经把当年幼鸽1000公里竞翔玩得热火朝天。尽管有些人以“残酷”和幼鸽难以胜任1000公里飞翔提出反对意见,但我请这些同志注意自然界中这样的情形,当年春季在西伯利亚和大兴安岭出生的各种候鸟的幼雏要在10月份告别出生地,到数千公里外的东南亚去过冬,你说残酷吗?你说不能胜任吗?那为什么它们能生生不息、代代繁衍?
其实中国人在训养小动物上是有传统技艺的,如:训练铜嘴鸟和锡嘴鸟“打蛋儿”、训练黄雀儿叼签算卦、训练“朱点儿雀”吃飞食,叼旗、训练绞嘴雀开箱子、训练苍鹰抓野兔。在满清统治时期,北京居住着众多的王公贵族、贝子、贝勒以及八旗将领,他们门下都雇有专门替他们养鹰、养犬、养鸽子、养花、养虫儿的“把式”,可以说,当时到达官贵人的府里当“把式”,也是就业的渠道和养家糊口的手段。八旗贵族的这些嗜好和“把式”们的技艺逐渐的流向民间,形成了老北京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训养赛鸽和训养其它宠物虽不完全一样,但触类旁通,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仅20年的时间就掌握并且创新 了中短程快速鸽的训养操练技巧,超越了过于讲究传统的欧洲人。以两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引种,您现阶段还有必要去欧洲。学养鸽,您还是在国内找老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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