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形态上的变化，有的是因为自然选择作用引起的，有的是因为生长律和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引起的。两者的区别在于：由自然选择作用引起的是那些与生物福利有关的性状，而且一旦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就会积累和增大。由生长律和各个部分相互作用引起的是那些与生物福利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性状，而且一旦发生变异也只是以同样的数量与规模传递给后代。
关于第二种情况，达尔文做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对于大多数哺乳类、鸟类或爬行类，它们披的是毛、羽或鳞，并无重大关系。可是毛已经传给几乎一切哺乳类，羽已经传给一切鸟类，鳞已经传给一切真正的爬行类。一种构造，不论它是什么构造，只要是许多近似类型所共有的，我们就把它看做是在分类上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常常会把它假定是对于物种有重大的生死关系。（中华书局 2012年版 精装本 《物种起源》 第244页）
达尔文接着继续说：“所以我便倾向于相信我们所认为重要的形态上的差别，如叶的排列，花或子房的区别，胚珠的位置等等，最初大都是以不稳定的变异出现的，以后或早或迟随生物本身的性质，或环境的情形，或由于不同个体间的杂交，而成为稳定的性状，并非由自然选择而来。因为这些形态上的性状，既不影响种的福利，所以它们任何细微的偏差，自不受自然选择的支配和积累。这样，我们得到一种奇异的结果，便是那些对于生物本身生存不很重要的性状，对于分类学者却是最重要的。”(同上）
之所以大篇幅引用《物种起源》的原文，是因为作者认为这段话实在是太重要了。也希望读者能够记住它，后面将要对此展开一系列的讨论。
要展开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鸟类的“羽”。按达尔文的观点，羽只不过是鸟类的一种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共性，至于各种鸟类它们的羽之间的差别，对于它们的生存并非想象的那样重要。蓝天主人个人认为，达尔文这一论断基本都是正确，唯独就不适用于赛鸽。究其原因，应该是在当时达尔文对于赛鸽这一物种特征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他万没有想到会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尽管他当时就在养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