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被达尔文和爱玛.韦奇伍德白头偕老故事感动的同时，十分欣慰地看到爱情的力量战胜了信仰的差异。信仰需要的是坚守，而爱情需要的却是妥协。
爱玛是当时的英国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内心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以自然选择为中心思想的进化论，甚至对此毫无兴趣，她脑子里根深蒂固地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是因为爱自己丈夫的缘故，才去给达尔文修改手稿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并建议他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要温和一些，论据要清澈一些。
现在如果我们假设当初达尔文在婚姻证明时，在不结婚那一栏里的理由再多一些；或者假设他继续呆在伦敦知识分子中间始终保持单身；甚至假设他即使结婚但是妻子不是爱玛，那么他有可能写出一本更为激烈和精彩的《物种起源》。由于爱玛的参与，达尔文或多或少没有能够摆脱感情的羁绊，从而影响了事实的分析和逻辑推理。当然，我们没有一点权力去指责这样一位善良伟大的女性。在她的立场上，她对达尔文和《物种起源》已经够包容、够支持的了。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这样重大的使命，怎么能够让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呢？爱玛负不起这个责任，也不应该负这个责任。
《物种起源》成书十几年后，他们存活下来最大的女儿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埃蒂说：“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该以你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爱你一如我爱你的母亲。”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讲他在去世之前皈依了信仰。但是在爱玛的日记中，却未曾发现此类记录。蓝天主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善良的人们为了表达某种感动和支持而杜撰出的一个美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