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述。著有《锦灰堆》（共3种，惯称《锦灰三堆》）等数十种著作。
王世襄： 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
有人说，王世襄是京城第一玩家。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杨宪益为他赋诗：“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采访王世襄先生之前，先打电话沟通。“别的事情我不想提了，我就想说鸽子。”他说，“我还要讲讲鸽文化和你们广东的一段渊源。”
王世襄现在的住所，不是文化界闻名遐迩的芳嘉园小院。那座本属王家的私人院落，曾一度庇护了黄苗子、张光宇等落难朋友的家庭，“文革”后被政府安排成多家混居的大杂院，往日安宁不复在。近年来，王世襄的收藏品价值攀升，王世襄于是离开原来无法忍受的嘈杂环境，入住芳草地高档的公寓楼房。进屋后赫然见到门后贴了这样的纸条：“请勿照相，阻止莫怪。”王世襄解释：“我这里贴着‘请勿照相’，是针对家具店的，因为他们照了相，放大后成为他们的广告。我说我要争取保护肖像权，让他们把摊子撤掉，否则我就找律师了，说了几次，他们才撤掉了摊子。以后我就干脆写了一个‘请勿照相’在这里等着，凡是跟文物有关系的家具店、古玩店，我一律不让照相。”
客厅很宽敞，四处摆放着王世襄的各类收藏品，外人看不出其中的章法。厅中挂着王世襄的妻子袁荃猷的遗像，去年10月，和王世襄相濡与沫的袁荃猷病逝。谈起三联书店刚出版的王世襄新作《锦灰三堆》，他取出一封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范用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三联书店送来《锦灰三堆》，十分欣喜。我告诉三联，《锦灰三堆》是他们出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可谓空前绝后之作。《告荃猷》十四首，感人至深。希望兄能够想得开，保重身体。嘱安。” 《告荃猷》十四首收入书中“畅安吟哦”部分，其三为：“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王世襄的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自己左眼已失明，现在每天早晨下楼走一趟，基本上不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谈话中，王世襄不时取出原先准备好的资料，他新近在《北京报晚》发表的“延续中华鸽文化，抢救传统观赏鸽”系列文章，复印得整齐有序。而刊登了《温总理的关怀名学者的心声》一文的《羲之书画报》，老人家竟给了我两份。谈起与广东的渊源，老人取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手执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指出书中关于鸽子的记述。
在倾听鸽文化之余，我不时提起老人的故知好友，话题稍为深入时，他不时提醒：“我们今天只谈鸽子。”而当无意聊起一些朋友的趣事时，老人妙语连珠。谈到刚出版的冯亦代、黄宗英的情书《纯爱》，他说：“我总是觉得，黄宗英嫁了好几次了，没有意思了。”又问我：“你知道黄裳吧？黄宗英以前是甜姐儿，他的名字跟黄宗英有关系，说是黄宗英的衣裳。钱钟书还写过一个对子，说黄裳与黄宗英的事情。”我马上接话，念出钱钟书那个著名的对子：“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老人家笑了。我又提起董桥喜欢收藏文物，新作中多次提到王世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老人家说：“他买的有些文物不对，不真也拿来当真的。”
临走时，老人家突然提起自己的孙子：“我孙子特棒，14岁，写武侠小说。他看的书很广，法律、历史什么都看，古书看到《文心雕龙》，金庸他们的小说都看了。我孙子现在写第二本书，在学校老师欺负他，就不愿意读书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有问题，有特长的也需要培养。但是隔了好几十年，时代变化了，他的一些文章我也看不大懂了。”王世襄的孙子王正去年出版武侠小说《双飞录》，由黄苗子题写书名，王世襄作序。正谈间，王世襄的儿子光着上身从内屋走出来，劝老爸不要说太多王正新书的事，因出版社还没谈妥，又拿出爱子的散文让我们欣赏。
不知不觉谈到晚饭时间。我们告辞前，家中保姆取出王世襄的晚餐。一代美食家的晚餐，竟是肯德基的汉堡！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鞴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王世襄完成《中国画论研究》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起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 最近读梁思成和陈从周的书，陈从周回忆，1958年中国营造学社受到批判，梁思成说自己的文章遗毒很深，在座的陈从周就会背我的文章，所以他也应该受到批判。陈从周因此以营造学社外围分子也遭到批判。后来，梁思成去世的时候，陈从周在“五·七”干校劳改，想发唁电过去，但是他受到监视未被允许。陈从周说：“梁思成是我的老师，如果老师去世我不发唁电，那我父母死了以后，我还要不要去纪念他们？”陈从周当时胃出血，从村里跑到城里发了唁电。你和梁思成的交往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王世襄（以下简称“王”）： 我在四川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共事过两年。本来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梁思成便收留我参加中国营造学社。
南： 当时你们在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情况怎样？
王： 在李庄，我们就住在一个院子。我们所有人的吃、喝、住、工作全在里边，我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也是天天见面。我们考察过不少地方的古建筑，以前还出了两本营造学社会刊。两年之后日本投降，我就回北京了。
南： 解放后，梁思成主张把北京的老城墙保护起来，北京再建一个新城，这样就无须破坏旧建筑。今天我们再看这段历史，非常痛心。
王： 关于北京城墙的问题，当时每天有人在清华大学等梁思成回来，交涉这个事情，然后回去汇报，一次比一次不好，一次比一次决心更大要拆，没有办法了。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说，我要看到周围都是烟囱。
南： 郭沫若、郭小川都写过诗，歌颂烟囱很雄伟。
王： 他们也许有违心之论，不得不这么说。以前，我们看到五代画，黄筌父子有很多金盆浴鸽图，宫廷中用很考究的盆，鸽子在里边洗澡，洗完之后站在花间休息，整个是一种融合的风景，是一种园林的风景。不像现在园林是“死”的，缺少活的自然的东西。所以，古代画上有一个背景，与当时文化背景、氛围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不懂，只是追求高楼。高楼应该有，但是这种古代韵味的园林也应有保留一部分。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受命奔走调查，收回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收保管，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没想到，这段经历成了王世襄后来受打击的罪证，“三反”冤案、故宫除名、“五·七”扣帽的厄运接踵而至。
南： 抗战胜利后追回国宝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影响大吗？
王： 影响大，我的经历很坎坷。解放后博物馆界有3个人自杀，以我的经历，他们就自杀10次了。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我按照我的道路走。10年、20年、30年应该得到什么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胜利。
当时我们追回来的国宝几千件，从日本运到上海，还有溥仪的东西。现在故宫青铜器，一半都是我们那时候追回来的。其实，当时我一个人也办不成这些事情，也是多亏了桂老朱启钤，还有宋子文的出力帮助。
可是到了“三反”，把我关在东岳庙。他们不调查研究，也不问我，就是逼迫我，昼夜逼供，穷追猛打，疲劳轰炸。不说我偷什么东西，就说让我交代，关了4个月的时间。出来之后，又在公安局手铐脚镣10个月。朱家溍因为是国民党的缘故，被关押的时间更长。我不是党员，跟教育部的人也不认识。就是因为梁思成，我在梁思成那里做事情，还有马衡这个世交，他们推荐我去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我肯干、肯跑、全力以赴追回几批重要文物，光是溥仪的就有1000多件，里边有商代的玉器、宋元手卷。这些东西一直拿到故宫里头打开箱子，我才看到东西，才登账，登完账就进库房了，根本没有经过我手。但是他们并不理解。
后来被释放，没有任何结论。我拿到一个通知，说故宫博物院已经把我除名了，让我去劳动部登记自谋生活。后来我就去找郑振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我把通知给他看，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眼睛看着外边的白皮书，说不出话来。我就想，这个决定可能不是他做的，甚至于可能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也没有力量更改这个决定，我跟他谈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把通知要回来就走了。通知一直保存到“文革”，抄家的时候才没有了。
后来，我到了音乐研究所，碰上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成了右派。这个右派当了30年。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自珍集》。就是那个时候早就想好了，我要怎么做。所谓“自珍”，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这样就无补于事、虚度此生，我思考我还能做什么，什么是有益的。那个时候我认为有益的，搞出来都被打击、贴大字报、被批判。很多东西就被打断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做，又成为重要题目了。所以，我就认为要埋头苦干，10年、20年、30年总会为世人知晓。后来我做到了，我一共写了40本书。2003年我获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我还把那个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在国内网上投票中，我获得了“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称号，名列巴金、王蒙之后，张艺谋第四。所以，我做到了，我笑到最后了，就行了！
王世襄喜欢玩，明式家具、古琴、金鱼、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古董，无不玩得入迷。因为志趣相投，王世襄也结识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留下不少佳话。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成了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场所。
南： 你收藏明清家具、古董这些东西，都是业余搞的？
王： 对。都是业余搞的，而且都是1945年回来以后，我东拾西捡搞出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抢救古代家具，写到外国人很重视保护古代家具，被抓住把柄，说崇洋，1957年挨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乡下，保定的县里几百里以外。大年三十晚上，我还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
南： 那钱从哪里来？
王： 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从老家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这其中，也学到很多东西。
南： 那些古琴从哪里来的？
王： 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南： 我看过有关芳嘉园的文章，你让黄苗子、张光宇这些落难的朋友有了安身的住处，觉得特别感动。
王： 芳嘉园已经拆掉了。这次我出了一本《锦灰三堆》，里边有一些文章记录了鲜为人知的事情，像是在故宫的事情。还有黄苗子、张光宇搬到我这里之后的一些事情。以前的院子什么样子、文革时期什么样子，还有些与这些人关系的文章。你看，我跟郑振铎、张伯驹、张光宇的交往，还有我在音乐研究所的一些事情，我都恍如梦寐，都忘记了。
我们现在也经常通电话，因为现在很少出门了，所以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启功后来住进医院，也不能去看他，他也不认识人了，也不能说话了……我比他小两岁，他去世的时候93岁，我今年91岁。我给他写了一幅挽联，8个字：“师多于友，痛不能言。” 我跟他相差两岁，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启功了，我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很多地方都请教他。他给我改过文章，我的很多文章都给他看过，我不懂的问题他都告诉我。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他和我虽然是朋友，但是老师的成分多于朋友的成分。
南： 启功书法好、学问好，为人也好。
王： 以后恐怕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了。他90岁的时候，李瑞环在钓鱼台给他做寿，请启功的朋友，还有画家大概100来人。我送给他一幅寿联：“自古难兼德学寿，当今独擅画诗书。”
南： 你写《中国画论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切磋？
王： 有。里头有一些论点也是看了启功的，比如南北宗的看法，我本来写的不是那样，看了他的文章我又改了，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师多于友。
南： 你向张伯驹先生借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国宝，他居然让你带回家研究。
王：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是1946年的事情，我们当时的交往并不深，我1945年从南方回来才跟他有一些来往。我们在书画方面做研究，他都大力支持，后来被传为佳话。
南： 这种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当时怎么想的？
王： 这还给我很大的负担，我找了一个盒子拿回家，那个月我都提心吊胆，每天都看有没有丢失。哈哈。
南： 张伯驹晚年住院，8个人住一个大房间，环境差，后来提出能不能换一个单间，医院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住单间。张伯驹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张伯驹捐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整座医院。
王： 唉。张伯驹最倒霉的时候是在吉林。“文革”时期博物馆关门，把他“轰”出去到农村插队。到了舒兰县，村民说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分来两个不能干体力活的人白吃我们的粮食，他们不收。没有办法了，张伯驹回到北京，但成了“黑人”，没有粮票。于是大家都给他凑粮票，帮他过活。后来，陈毅追悼会上，他送陈毅的挽联受到毛泽东赞赏，就给张伯驹安排在文史馆工作，一个月70元钱，才有了粮票，但之前做了两年的“黑人”。黄永玉画过一张《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画了他在莫斯科餐厅怎么吃饭。
学问研究之余，王世襄还是一位能写会做的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味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南： 你为什么不专门写一本关于美食的书？
王： 我写过很多有关美食的文章，但是没有想过专门写一本书。因为现在吃饭就是填饱肚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鱼不是鱼、肉不是肉、鸡不是鸡、鸭不是鸭，蔬菜什么的全变了味道。我从前很喜欢做饭，有时候还专门跑去别人家做饭。我经常去范用家里做饭，李辉给我写的传记《找一片自己的天地》封面就用了我在范用家做饭的照片，因为当时范用住得跟李一氓比较近，我经常去李一氓那里。可是，现在我自己买的原料都不对了，我也做不出原来的味道了。现在的原料都变了，化肥不同了，生产方法不同了，整个都跟饲料有关系，再加上诸如灌水肉等等。我已经觉不到有什么可吃的了。只有晚生的一辈人没有吃过以前的东西，遇到什么就吃什么，吃过原来东西的人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南： 我看过一个理论说，人的味蕾有记忆功能，一个人小时候吃的好东西都在十几岁的之前有记忆保存下来。以后吃的东西，都是按照以前的记忆来分辨好坏的。
王： 但是吃的东西变质了。以前的葱，除去外边两层皮，里边是鲜嫩的，现在的葱剥到里边，还是硬的，炸也炸不熟，吃到嘴里不化，有渣滓，根本不是味道。比如你做一个菜，葱烧海参，一定要好葱。以前我有一个很出名的菜——闷葱，但是用现在的葱做不出来。
南： 汪曾祺先生在《学人谈吃》的序中说，你和几位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你带了一把葱，做了闷葱这个菜，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有这回事情么？
王： 我当时经常去朋友家里做饭。汪曾祺当时给我写文章，还问我叫什么菜。我说我只是外行。现在北京有个不好的风气，各式名目起得好听，菜却坏透了，整天就是一桌，外国人跑去吃，贵得要命，讨厌至极。
南： 黄永玉大寿的时候邀请你了吗？
王： 没有，太远了。他那里苍蝇太多，有时候点心外边包的玻璃纸，苍蝇都钻进去，没有办法吃。
南： 大寿那天的虾都是油炸的，硬邦邦的。
王： 渤海一开油田，以前的虾绝种了。我现在不做菜了。
南： 写美食的文章，汪曾祺、唐鲁孙的都很有味道。
王： 我跟汪曾祺很熟，我都在他们家里做过饭。他很喜欢写东西，沈从文的弟子，得了真传，文笔是很好。
南： 汪曾祺很淡雅、随意。唐鲁孙的文章好像在不断追忆童年的梦想。
王： 他是皇家后裔，珍妃的一家。
在众多玩艺中，鸽子是王世襄的至爱。他读北京美桥小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责他如再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评差。后来在读燕京大学时，在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上，王世襄故态复萌，“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如今年过九十，王世襄最大的爱好是鸽子，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宣传鸽文化，并千方百计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鸽文化。
南： 我听说你最近只痴迷鸽子，其他东西都不太感兴趣了。
王： 对。我问问你，现在你亲眼看见的、能接触到的有几种鸽子？
南： 也就只有食用鸽，比如广州人经常吃的乳鸽，还有信鸽。
王： 我讲鸽子的危机，是因为现在一般年轻人就知道两种鸽子：一种是信鸽。其实信鸽毫无文化，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还有很多歪门邪道钻空子。说白了，就是一个“洋”东西，发展得俗不可耐的东西。现在信息发达虽然完全不用信鸽，但变成了一个赌博工具。谁的鸽子放飞回来可以“得奖”，而且奖弄得很大，台湾赌得更凶。国内就是有鸽棚，养信鸽的花钱把鸽子交给鸽棚，钱多少不一定，有的几千，有的几万。一个鸽棚有上万只鸽子，交给鸽棚的钱包括喂养一定时间以及统一放飞的费用。为了保证公平，信鸽统一放飞。比赛后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评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第二天就拍卖。获胜的有些可以拍到10万、20万、30万。因为基因上的考虑，最早回来的还可以作为种鸽。获胜能够得奖，奖金就是从参赛选手原来缴纳给鸽棚的费用中拿出来的。但是，比赛中也有不少人作弊，台湾作弊更厉害。一沾染到金钱和赌博的性质，种种事情就出来了，花样也多种多样。比如，比赛是北京到上海。有些人就把鸽子先放到上海养两个月，因为鸽子对上海的“家”有印象，就能够很快地回到上海。而且，养鸽子的人也在上海等着，等到接到鸽子以后，就开汽车回来，比飞回来快。还有一种方式，有些人研究鸽子的路线，在路线之中，会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坑中填满水，等着路途中的鸽子下来饮水，坑边还设置一个铁网捕捉鸽子。捉到不属于自己的鸽子，就打电话给鸽子的主人，拿鸽子当绑票“勒索”。总之，出现了种种弊端。
另一种就是食用的鸽子。食用鸽实际上是美国培育出来的落地王，全白、繁殖快、肉质鲜嫩，适宜食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成，可是现在一般人都给这种食用鸽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和平鸽”。当然，也有人在公园中养这种落地王，给游客赏玩，卖鸽子饲料赚钱。中央一台最庄严的节目《东方时空》的片头，升国旗、奏国歌，大好河山，然后演到长城，很远处飞来一个鸽子，近处一看长嘴巴，就是美国的落地王！播出的不是中国最好的观赏鸽，而是播了美国的食用鸽，这对于我们了解鸽子的人来说，是莫大的污辱，伤害我们的自尊心，我们接受不了。有一次中秋节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一个节目的茶话会，我跟方宏进同桌喝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电影、电视、广告这些渠道，观赏鸽都不露面，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务必给观赏鸽亮个相》。有人拍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结果查出都是和平鸽在卢沟桥上飞。我说对他说：“你用鸽子配合后景很好。但是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所以你应该用中国的观赏鸽，不应该用洋鸽子。用中国的观赏鸽意义更大。”现在，我们到处看到的都是和平鸽落地王、信鸽，观赏鸽不让露面，没有人能看得到。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们照相的话，就让中国鸽子亮亮相吧！”我知道他们也有难处，因为他们找观赏鸽不容易，找信鸽、食用鸽很容易。我对他们说，我给他们作担保，以后如果再拍照，我就给他们介绍拍观赏鸽。
我要说的是，除了这两种鸽子，还有一种年轻人根本不知道的鸽子，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观赏鸽。中国的观赏鸽，在全世界的观赏鸽里是最好看的，因为花色最多，而且也很有历史渊源。中国的观赏鸽，有上千年历史，有用史书记载的，有用诗词歌赋歌咏的，有名画家画的，还有专门著作赞美的。
南： 据说商代就有人养鸽了。
王： 对，源远流长。商代玉鸽的形状嘴巴已经很短了，跟野鸽子不一样，可能商代已经有人喂养了。经过历朝历代人们的饲养，人工对鸽子基因的选择、淘汰，用选优的标准使鸽子“齐整”。眼睛、眼皮、头、脑型、花纹的要求，都越来越有讲究，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
南： 你小时候养鸽子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 小时候也没有什么观念。北京当时没有信鸽，有一种野鸽子，还有一种是外国进口的鸽子。有的野鸽子传病，有的繁殖不被人控制，不怕人。现在国外的所有名胜，都有野鸽子，自生自灭。外国政府怕繁殖太多，在饲料里下了避免繁育的药。而中国的野鸽子怕人，因为怕被人抓到吃了，所以不落地，都是在城门楼上停着、住着，当时被人们称为“楼鸽”。还有一种，是少数国外传入的鸽子，长嘴巴、灰颜色。此外，大量的就是观赏鸽。小时候我们遍地都是养鸽子的人，北京每一个胡同里都有几家养鸽子。而且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卖苦力、小商贩，从七八十岁的老者到年轻人，都有养鸽子的，上空都有鸽哨传来。解放以后，慢慢地信鸽引进了，大家都去养信鸽。其实，观赏鸽跟园林、花木的相配都有关系，而且鸽哨已经成为上辈人对北京的一种印象。很多以前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如今回到北京发觉，早晨醒来鸽哨已经消失了，就在日记中写道：少了鸽哨，就感觉这不是北京了，充满了失落感。中国人的失落感就更多了，尤其是那些了解鸽子，早年养过鸽子的人。
南： 你觉得现在人们对观赏鸽不大了解的原因在哪里？
王： 现在大家都去养信鸽了，养观赏鸽的就越来越少。近几年，从北京鸽市上看，观赏鸽越来越稀奇难求，信鸽和食用鸽占的比例越来越多。因为年轻人不懂，没有人爱好这些，也不知道观赏鸽好看在哪里。这其中还有一个城市拆迁的问题，很多养鸽子的人住的平房、四合院，房子一拆，就要跟鸽子挥泪告别。因为搬到楼房住宅以后，不允许养鸽子。观赏鸽不像信鸽在阳台上也可养，或者可以送进鸽棚。观赏鸽需要在平房饲养，因此就没有存身之地了。很多以前养过观赏鸽的人，想到观赏鸽上百种的花色、诸多讲究，有些业已失传，就觉得扼腕叹息。
南： 你在电话里说你的鸽子研究还与广东有一段渊源，这话从何说起？
王： 我发现明末清初广东的屈大均，写了一本颇为著名的书《广东新语》，讲述广东风土人情、物产资源，内容很丰富翔实。我是根据《广东新语》的记载，看到清朝的赛鸽在广东很风行，想到这个是影响观赏鸽的原因。所以，我就解释这几年，北方的观赏鸽也走向衰退和凋零。书中有一段讲到鸽子，把广东的放鸽会讲述得比较详细。当时每年的五六月举行放鸽会，别人把鸽子送过来，每只鸽子大约交两钱银子，这就基本上与现在的鸽棚一样。放鸽子有三个站：从佛山出发，第一站清远东林寺，第二站飞来寺，第三站英德横石驿。如果按照当时来说，金钱数目很大，养的人很多。北京的信鸽现状就是当时的写照，现在都改成养信鸽了。广州后来也没有观赏鸽，剩一种叫“地白”的食用鸽。我有几个朋友在广州养鸽子，我都是根据《广东新语》的文献，向他们打听，他们说“地白”现在很贵了。我广州的鸽友刘俐在越秀公园养鸽子，达到上千只，给游客赏玩。我说：“你们广州有没有观赏鸽？”他们告诉我没有，现在广州的观赏鸽都是从北方买过去的。为什么广东没有传统观赏鸽，就是因为广东赛鸽比北方早。清代初年，广东就开始以赛鸽为主，后来就没有人养观赏鸽了，他们养观赏鸽的也是到北京来买。总结出来，广东的情况就是全国的前车之鉴。
南： 面对观赏鸽的这些危机，你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应当如何做？
王： 我70岁的时候，想编一部鸽谱图册。我邀请了一个摄影师，到所有的鸽市去拍鸽子。结果大为失望，看不到可以入谱的鸽子，危机感就更为严重了。北京的鸽市大不如前，以前的鸽市上很多品种都可以看到，还可以选择好坏。我又去找养鸽子的人家，结果也看不到好种，因为没有实物，没有照片，书籍就编不成。有人告诉我，外地越是偏僻的地方可能越是有一些珍贵品种，像陕西一带，因为城市变化小，平房没有怎么拆。但是当时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专门找一年时间出去，我还有其他书要写，这个有照片的《鸽谱》构想就搁置了。
1994年，我80岁时，发现故宫藏有宫廷画家郎世宁画法的4部鸽谱，从康熙到清末，大概有200多幅，42幅重复的以外，有 180幅。郎世宁画法非常写实，能代表各种鸽子的特色。因为如果是在写意派的笔下，就无法认定不同品种的区别了。只有按照画谱写实，毛色、身形就像照相一样忠实地反映出来。故宫的这四部鸽谱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优点是它把现在看不到的鸽子画出来了，而且书上可以印证明代有一本专门讲鸽子的书，也是中国唯一一本讲鸽子的书——《鸽经》。《鸽经》里讲了很多品种，现代的有些品种已经消失了。但4部清代鸽谱画得不尽如我意：第一，有很多重要的品种，我认为清代已经有了，但是清代鸽谱没有收进去；第二，有一些很常见的品种，清代鸽谱收录的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比它好的；第三，有一些没有定型的，清代鸽谱也没有必要去画；第四，清代鸽谱有些品种的花色有毛病，说明清代鸽谱把不合格的收进去了。这就怪送鸽子的人，因为画家不一定懂。
后来，我还是用《鸽经》加上《鸽谱》里的画制作了一个新鸽谱。图片的数量还很大，一共180幅。这本书前边是《鸽经》，后边是图，《鸽经》没有图，但是可以做文字注解。于是，两个就相得益彰，这便是我和山东省农业研究所赵传集先生合作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他把明代鸽经翻译成白话文，我征得他同意，把明代鸽经、清宫鸽谱融合在一起，互相诠证。我还写了一本《北京鸽哨》，讲的是历史上制哨名家是什么人，形状是怎么样，怎么样往鸽子尾巴上拴。
落地王是美国进来的，信鸽是欧洲进来的，都不能代表中国。一般人对此不了解，因为我养鸽子，爱鸽子，所以了解到这其中的重要性。虽然我活到90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个责任感，要让下一代年轻人知道：只有观赏鸽能够真正表明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传统的国宝，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来，一旦消失就无法恢复。现在我在《北京晚报》上每个星期写一篇关于鸽子的文章，利用从各个角度找到的材料，汇集整理准备写30多篇关于鸽子的文章。这些都要从历史文献中去查找，从犄角旮旯去搜罗。以后我要写的鸽子品种，主要是依靠现在有人养的鸽种的实物照片。在我们的倡导、影响下，北京已经有些人开始慢慢恢复一些品种，我找摄影师去拍摄。每一个品种都可以写一篇，专门作介绍，可以与其他国外的作比较。
南： 你研究的许多学门看起来都是偏门，但是研究一个就带动一个热潮，就像当年的明式家具研究一样。你现在研究鸽子会不会也带动一个热潮呢？
王： 我是很执著罢了。现在我做鸽子的东西，我就希望能有多少做多少。据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有一些鸽子已经涨价了。有些事情非要国家的力量，比如天安门养鸽子，就非要国家支持。我写信说卫生、安全要有保证，就是想让当政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好点子。2003年4月8日，我上书北京市及奥组委领导，希望2008年奥运会要放我们中国自己的观赏鸽，戴上我们的鸽哨，这是我们中国的景观，代表我们的民族。但之后不久就爆发了“非典”，也就没有给我回信。但是，“非典”之后两年，北京市委、体委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联系过我，这件事情就石沉大海了。
我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文史馆直属国务院，每年总理都要接见我们一次。朱镕基总理接见过我们，温家宝总理也接见过我们。当时温家宝总理到德国，德国总理送了他辆车，最新型的奥迪，中国没有的，十分高级。温家宝总理不坐，他说机关给他分配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他不搞特殊。总理就把这辆车给了中央文史馆，他说：“文史馆老头多、行动不便，有什么事情就用这辆车接送他们。”温总理还请了一个参事组织大家在文史馆吃一个便饭，总理秘书也来。当时，我就想把这两本鸽子书送过去给总理看看，可是又怕总理日理万机，自己添乱。但是反复斟酌，还是觉得这个机会难得。但是总理那天因为下午开会没有来。我就托人转交给总理，也不知道总理能不能收到。没有想到过两天，文史馆特地派人来，温总理给我写了亲笔信，连信封都是他亲笔书写。他叫我世襄老，说我送的书他收到了，说我致力很勤，对历史、文化很有研究。温总理是搞地质、搞科学的，他就跟一般从政背景出身的不大一样，他也懂这其中的意思，因为在地质方面就有很多珍贵的化石都被外国偷走了。温总理说他看了这两本书得到不少知识，说我过了90岁身体依然很好，感觉很高兴。很简单的一封信。之后，对于事情怎么处理，我一概不问，因为我也不知道领导愿不愿意发表这件事情。文史馆一直跟《羲之书画报》有合作关系，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就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报道我，那个标题是《温总理的关怀名学者的心声》，谈到总理给我亲笔回信，还登了我一张照片。但是，我认为《羲之书画报》在北京的阅读量很少，我就找《北京晚报》转载了。文章没有删减，还增加了两本书的书影，但是把这两句标题去掉了，因为怕节外生枝。
我希望你们多宣传一下鸽子，因为没有人写，以前我的事情都有人写过了。可以在报纸上说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知道鸽子的情形，如果不呼吁一下，断绝了就太可惜了。我有这个责任感。
原载于《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一辑)》 第一部分, 南方日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