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九六六年，我刚上满初中二年级，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刻苦好学的优秀生被扼杀了，这还不够，一个学生斗学生的错误思潮也开始残酷的折磨学生了，作为当时认为是“臭知识分子”的老师那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全部停课加入所谓的闹革命行列。

    学生可以在大串联的晃子下、以学习历史上两万五千里长征为名在全国到处乱跑，我和几个同学也以两个多月的时间在我们大中国进行了畅游，一时的痛快，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火车的我，尽情的把坐汽车、火车的瘾都过透了，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好多大城市都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了解的不少，从这一点说也算是自己在“文革”的收获。

    不能使我理解的是，当时，我以学校团总支副书记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被诬陷为“黑专分子”老师的红人被迫陪老师上台受批判，伤心、怨恨、无奈，一气之下我离开了轰轰烈烈、乱七八糟的学校，回到老家参加农业生产去挣工分了。

    命运的残酷使我雪上加霜，一次拉人力架车不慎把小腿摔骨折，病床上的我对人生不免产生了些绝望，同病房的一个病友陈叔叔对我启发和鼓励很大，使我坚定了与病魔作斗争和生活的勇气。此后，我收集了大量的药书、医疗书籍，坚持在病床上死背硬记那些当时还不是很理解的医学书籍。我很用功，晚上看书看到睡着为止，白天嘴里不停的读、背，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外人看好象自己有神经病，但自己心里有数，由于用功，加之年轻记忆力好，特别是自己受病魔折磨的痛苦的亲身体会，促使我很快背会了好多老中医书籍上的“脉决”、“汤头歌”“药性赋”，等等那些古人为了好记忆而编写的顺口溜。

    一九七零年元月，我辞去上了不到一年的老三届组成的“五七高中”，来到了村卫生室当了一名当时很时髦的“赤脚医生”。我利用苦学的两年理论，开始进行自己的实践。要说那年头，我们可真是一心为老百性服务的，那种真诚为人和无私奉献现在可真的很少了。说来也巧，药王爷护短，新手医生看病还真灵，好多小病到了我手一一看好，很快在村子里名誉就打开了。

    现在回想起来，把初行医的医生和养鸽子的新手联想在一起还真有好多相似之处，初养鸽子的鸽友虽然没有经验，却不会犯什么经验主义的错误，在参赛时没有瞻前顾后的顾虑，鸽子也不值钱，所以，就突出一个“敢”字，抓住一个“赛”字，见机会就上，有机会就赛，鸽子参赛的机会就多，得奖的机会就多，与此相反的是老鸽友经验丰富，鸽子又很昂贵，看看这只不舍得，看看那只又怕丢，这只又是远距离，那只又是不吃阴天，撒来撒去，唯唯诺诺，前怕虎后怕狼，结果不敢给鸽子机会，再好的鸽子也难以飞出好成绩，。

    联想到年轻医生看病和放鸽子一样，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没有过多的正面经验，却也没有过多的反面教训，照书本下药，剂量比较大，病人的病就好的快，但也有失手的时候。老医生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多，特别是反面教训记忆犹深，下药比较右倾、保守，在某些方面看病的治愈率就是不如年轻医生，但经验丰富，正如社会上流传的人越老越滑一样，总之各有利弊。

    话说就在我工作的卫生室对面有一户人家，养了一群白鸽子，当时也分辨不出是信鸽还是肉鸽，每天不时的在卫生室的上空飞来飞去，逐渐转入到了我的视野，使我有了兴趣。我试探着向主人张嘴要了两羽小白鸽子，主人很高兴的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用一个装过药的纸箱子把它们带回家去，在住的窑洞的正面大墙上装了一个大木箱子让它们住在里面，我给院地上撒一些玉米，它们就下来吃吃，随后再很艰难的飞到木箱子里，起起落落，挺好玩的，日复一日，在生活中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滋味，家人也挺喜爱，它们和家人也不陌生，生活的都很融洽。

    但是，好境不长，没有多长时间，可能是因为猫的惊吓，两羽心爱的小白鸽子不辞而别，心里也不由得有一种失落感，由于一心扑到工作上，也没有再过多的去追找，就这样第一次养鸽子也就这么简单的拜拜了。

    一年后，我离开了卫生室到县医药公司工作，更没有时间去想养鸽子的事了，但墙上的那个为一对心爱的白鸽子搭建窝巢的木箱子却有一两年时间还没有去掉，现在想起来，可能当时好象还是为留恋白鸽子或者认为它们哪一天还会回来似的，所以就保留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