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友《山海经濮语解读》-中信网各地鸽舍

张明友《山海经濮语解读》

作者：威县路政鸽舍时间：2015-2-1 0:50:34 已阅读：次

本人将在2月1日开始进行《山海经濮语解读》分课讲解、发布博客，因为《山海经》的汉语编篡版是汉语的表达模式，许多内容已被汉化，如“其阳多金，其阴多银”之类的话只能照汉语叙述表达。对于山名与氏族名、动物名，则根据读音还原成濮语含义。许多怪兽，其实是远古的部落氏族，如开篇的狌狌，是指纹身氏族。濮语解读还原的《山海经》，除了山神，几乎没有任何神兽，山神的形像基本上是以当地的氏族形象来表达的，如僚族的形象即为鸟首或鸟身等；“狐”是指胡族；“青丘九尾狐”则是指承丘（指承德）九溢胡（承德地区有九条河流会集，又称为九溢地区）。《山海经》的汉语编译，一些地名有含义位移的现象，如“驻马店”一词来源于驻莫店，驻莫点的意译出现了分歧，“莫”字可译为“你”，又可译为“猴”，而实际的情况是，中原有座驻猴山，驻猴山下有一个集镇因山而得名“驻猴镇”，濮语读音为“居莫邓”，如今谐音传承为驻马店，《山海经》汉译本将“驻猴山”译成了“居你山”。由此可见，我们很有必要用濮语将《山海经》重新解读一遍，请关注我二月份的博客，请关注《山海经濮语解读》。（来源：濮鲁的博客）

《山海经濮语解读》前言
《山海经》是一部以商周文化之前的夏文化濮文编写的地理丛书。尽管战国时期及汉代对该书籍进行过翻译、汇总整理，但《山海经》的原书分册成书年代却是在夏末商初时期，《山经》的成书是在夏朝，《海经》的成书是在商朝。区别两者的依据是“可以”一词，这个词汇在《山经》中有，《海经》中没有。“可以”在濮语中是指“夏国的”。书中表达的基本概念是濮文化概念。笔者在研究夜郎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一个粗浅的认识，即商周文化之前的夏文化是已经很成熟的濮文化，这个阶段的濮文文字称为“六划文”，即文字的笔划不能超过六划。这个规定说明，夏朝的濮文不能像甲骨文那样用原始的象形图形来表达，所以濮文与甲骨文之间反映出一个因战争和政权的变故出现的文化否定与倒退现象。这一现象促使夏王朝通行的濮语与濮文被边缘化，从而也使《山海经》不能让人读懂，甚至被译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奇形异物。如开篇的“狌狌”，原是指面部刺青的氏族，被译成了野生动物；江西峡江南段有个“峡阳国”，被译成在一万年前就绝迹于江南与两广地区的红毛猩猩。由于语言系统不同，后人用汉文化去解读濮文化的语言，就会出现偏差，以至生成怪象。如表示种粮氏族的饶族饶夷被译成“八足八尾”；表示有“九”概念的九夷或共工氏族被译为有九个头，表示九河地区的牧民被译为“九尾狐”。
晋朝记室参军郭璞说：“物不自异，待我而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又说司马迁因张骞从西域回来，对西域的地理民风了解甚详，也未见到西王母，所以对《山海经》中的所有怪物不敢评论。其实司马迁之所以不敢评论，是因为他不知道汉文化对濮文化做了些什么。《山海经》就其书名而言已经说得很明白，是地理人文书籍，而不是《神异经》，我们有责任还原《山海经》的本来面目。
《山海经》在夏商时期成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人们已经忘却的历史资料，如“二负杀窫窳”将夜郎国兴起的历史推至于商朝早期；“鲧窃息壤”记录了夏启北上收复失地的事件；“有易杀王亥”记录了黑龙江双鸭山地区部落兼并的事件；“东海夔牛”记录了夏族的北僚支系开辟流球群岛的事件；“九丘建木”记录了黄帝统一华夏后将国家划分为九个管理区的事件等等。
综观《山海经》全书，其内容表述的语言，至今仍包含在仡佬语、凉山彝语、阿坝羌语、布衣语、苗语壮语、越闽语、粤语古印度语、阿拉伯语、北非语、古希腊语、拉丁语、通古斯语、日语和雅利安语中。这些语言或多或少存在于夜郎文化的语言系统中，也存在于全国各族的地区方言中。如印度的“雅利安”，德国的“宝马、雪福莱”，法国的“嘎纳”，瑞士的“维也纳”，英国的“不列颠、出行、枪炮”，日本的“山、阿基姆族、樱花”、利比亚的“的里亳里、班加西”，埃及的“汉莫拉比”，红海湾的“索马里、莫桑比给”等等都是用濮语表达的。我们可以用濮文来解读古希腊神话，可以用濮文来读印度河流域出土的陶制印章，也可以通过濮文了解德国和英国所保持的十字太阳崇拜的传统。在我国北方，蒙古语的“索额济纳”、赫哲族、满族的狩猎概念“腊博”、狩猎氏族“拉拉”、渔业氏族“赫哲”与仡佬语的表达相同，所以南方也有拉拉氏族和赫哲氏族。凉山彝族的语言与贵州的布衣族、仡佬族的语言基本相同，他们都以“阿”作否定语，以“灭蒙”表示母亲，所以“凉山”原是指“娘山”；凉山的彝族，《山海经》记录为“灭蒙僚”（汉译为灭蒙鸟）。这些民族的语言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融合、并普及为夏朝行政濮语语言。《山海经》就是一部用濮文编写的书籍。
笔者以濮文对汉译《山海经》进行还原和解读，除了尽可能恢复《山海经》作为地理、人文和历史读本的原貌外，还想证明“夜郎自司马相如进入后才有文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文化的概念不是以某种语言、文字试图覆盖其它的语言、文字而称其所有所无，商周文化之所以未能盖住《山海经》的传承，其原因就是人们希望读懂它隐藏的奥秘。
《山海经》的记述范围涵盖整个亚洲板块，东北至白令海峡的楚科奇山，东至日本列姑射岛，东南至菲律宾棉兰佬岛，西北至高加索山，西至土尔其盖布泽海峡，西南至波斯湾霍尔姆斯海峡，南至我国的海南岛南端，北至西伯利亚北端的泰梅尔半岛。从记述的范围来看，在远古时期地理资料欠缺的情况下，《山海经》这部书，或《山经》、《海经》、《大荒经》、《海内经》这类书籍非一两个人能够编著完成，它应是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国家行为，是由一个聚各方经商而来的智者的写作班子集体编篡而成。写作的成员包括阿基姆人（汉语称倭奴）、棉兰人、通古斯人、丁零人、犬戎人、突厥人、鞑靼人、俄罗斯人、氐羌人、百濮人和中原的妥鲁则柯人。这些人从自己的家乡带来了他们所熟知的地理知识，将其汇总编篡成为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地理书籍，分为《山经》、《海经》、《大荒经》、《海内经》四个部分。这些书籍原本并无重复的记述，后人将其合编为《山海经》后就出现了重复之处，但记述的内容还是各有侧重。本人采用濮语解读，尽最大可能还原古书的原意，对一些大的神话还原，采用地理图片支持，比如三个表达西王母的地理举用昆仑山和乔戈里峰来说明；“钟山烛阴”附“天山草原”图片来说明；“狌狌”附面部刺青的黎族的图片来说明。因本人能力有限，不可能收集到所有的地理人文图片，读者在阅读《山海经濮语解读》时，可参照《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能够形成较为清晰的地理映像。

《山海经濮语解读》：《山海经》常用词例
鸟： nao 人、人群、河流。
虫： chuo 移民、草、人。
兽： shu 属、族、氏族。
水： shui 水； shu：属、族。
首： shou 族、属。
鱼： yi 夷；zhe：哲氏族。
蛇： sai 塞族、集市； yi：夷。
蝮虫： fu cu 濮族。
虎： fu 濮族； hu：胡族、牧业。
豹： bo 僰、农业。
熊： su 肃慎族、狩猎业。
罴： bi 蚂蚁、手工业、工业、河。
鸾： luo 西、西方。
凤： fu 东、东方。
歌： go 城、皋。
帝： di 狄、北、北方。
舞： wu 部落、北。
无： wu 做、部落、北方。
巫： wu 部落。
人： re 惹、永、定居、聚落、集镇。
婴儿： ying e 阴阿、北面。
可以： ko e 夏国的。
其音如： qiyinre 歇脚在、住在。
尸： si 肆、集市。
舜葬： seng zang 纹身氏族疆域。
夸父： kuo hu 北胡、卓资联盟。
彘： zhi 种植、靺鞨。
豕： she 插、种植。
马： ma 马， mang 莽、蒙、苗。
马腹： mang fu 莽山濮。
比： bi 河。
臂： bi 河。
窫窳： yeyi 大河、大河边。
二负： lehu 能洪鲁（山名）。
杀： se 入侵； sa 外边、旁边、远。
八： rao 饶、粮食、种植。
食： si 始、古老的。
毒： du 古老的。
毒鱼： du yi 古老的夷人。
此： ci 移民、迁徙、游。
嘎： ga 外边、旁边。
龙身鸟首：lusenglaosu 普通僚族。
鸟身龙首：laosenglusu 僚族的普通人。
人面马身：remimengseng 定居的蒙族、胡族。
羊身人面：hosengremi 牧羊的居民。
人身龙首：resengleshu 定居的牧族。
兽首人面：susengremi 狩猎的居民。
人身羊角：resengcigo 定居的东部氏族，定居的东夏族。
人面兽身：remisuseng 定居的狩猎氏族。
马身龙首：mangsenglaoshu 苗族僚属。
西王母： xiwumu 雪域高原。
开明兽： kemieshu 丝绸族。
共工： shudixi 共和、索额羲。
帝俊： diji 大自然、北方、北方部落。
颛顼： zhongxi 长河、贤德、贤明者。
奚仲： xizhong 贤德、贤明者。
鸟鼠同穴：luosituoxi 俄罗斯（罗斯妥羲）、共和。
黄帝： hudi 黄帝、北山、北胡。
轩辕： xieye 大的、首脑的、主席。
珥践： erjie 管理。
四蛇： buyi 四夷、四方百姓。
一足： yezhu 崇拜虎。
使四鸟： shibulao 从事四种劳动。
见则： jinjio 那里、那个。
佩之： peize 经常，常用于。
瘕疾： jiaoji 首饰。
据比： jibi 清河。

《山海经濮语解读》“龙”的起源与《山海经》的关系提示
《山海经》是濮文书籍，没有龙的概念与读音表达。“龙”的读音在《山海经》中主要是指“僚”音，意思是“人”。而龙的概念的产生起源于红山文化的“天王”概念，“天王”在濮语中读为“慕瓦”，“慕”是指天，“瓦”是指猪，濮文化的“王”是由猪概念演绎而成的，原因是一猪二熊三老虎，猪是老大。“慕”字在濮文中写为“丁”，而且横笔划一般写成波浪形，就成了“玉猪龙”的形像，以猪头代替“王”字既形像，又有美感。但这个造型饰品产生时并不读“龙”，只读“慕瓦”，主要用作对上苍的祭祀，再后来就成为部落姜央宫围的专用玉勾以显示其王者的身份。龙的概念的真正产生，是黄帝族“燕僚”被谐音解读为应龙，王者慕瓦的概念同时被移植到应龙身上，此时王者慕瓦的文化意识才开始显现在“僚”的谐音“龙”的概念上，而且商周甲骨文对此有明确的注释，说明“慕瓦”为龙是商周时期才开始拟定的。虽然夏王朝已有初步的“龙凤”概念，但这个概念是以东西方位的洛汾概念来表达的，只是代替男女阴阳关系，而并不表达王者意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从濮到僚，从母系到父系，所以用方位概念与用濮僚概念一样，都是对阴阳概念的一种比拟。而商王朝的以阳性表达天王的意识还来源于他们的太阳崇拜，“慕瓦”同时也称为“古瓦”，“古瓦”谐音为“寡”，所以从商王朝开始，那些自比至高无上的王者们总以“寡人”自称。在继承燕僚为龙的王者概念的基础上，商族这个狼图腾的氏在开始将猪龙的形象修改为狼龙的形象，而且还给龙加了两只前脚。到了周朝晚期，龙才开始有了四只脚可以腾云驾雾。那么在此之前的夏文化和商初文化中，我们根本找不到成熟的龙文化概念。所以《山海经》的汉译本的龙的牵强附会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在阅读《山海经》时，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山海经濮语解读》：《山海经》与神话的关系提示
《山海经》是一部纯粹的地理人文书籍，本身没有神话的介绍，但是后人却在翻译成汉语时造出了许多神话，其中反映出华夏神话产生的主要阶段问题。我们从《山海经》濮文中只了解到各处山神的概念，而且都没有具体的名字，说明华夏的神话大多数是产生于春秋时代。当濮文化变得模糊的时候，就成了神话的创造素材。如“女娲”这个神的概念，是利用仰韶文化之前的博那联盟的京城“骊华”演绎而成的，它代表着那个历时两千八百年的僚夏民族为主体的母系时代。《山海经》并没有女娲神话的记录，只是描述了骊华都城旁边的大集市渭南肆的情况。因为渭南肆是都城地区的集市，所以又称为“博惹”，汉语将其译为“十人”；“骊华之场博惹”就被译为“女娲之肠十人”。“西王母”的神话也是利用濮语音译的转换而产生的。“西王母”一词在濮语中是指雪域高原“须武麦”（如今还有西昆仑武麦拉山为证），译者利用相同的读音转换成汉语，就变成“西部的女王”了。“葫芦”神话的概念原是一句较为普遍的文化用语，大量存在于仰韶文化时期，属古濮语，主要表达圆形的、团结的、和谐的现象，常用于表达华夏民族大团结，和睦相处的愿望。仰韶文化彩陶的鱼拥太阳和彩绘葫芦陶瓶都表达了这个含义。汉文化虽然以神话的方式表达出是葫芦拯救了人类，但并未能说明葫芦为何能拯救人类，这是濮汉文化断裂留下的遗憾。
汉文化将整个新石器时代五千八百年的历史，按照博那和博羲两大部落联盟具象化为女娲与伏羲两尊大神，却忽略了这两个概念的出处。濮文化告诉我们，女娲来源于“骊华”；伏羲来源于龙山文化所称的“东方之国”。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它所称的“伏羲”是一个泛概念，因为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个蚩尤联盟以具体的“东方之国”的国名称为“契那”（英语表达为China)。而在对蚩尤氏族的事迹描述中，濮文化记录的是“蚩尤氏建立了大伏羲之国”。从《山海经》的汉语译本中可以看出，化夏最悲怆的民族是蚩尤民族。他们因伏羲文化概念使本民族以伏羲之神的名义列入了创世纪的神话中，另一方面却因“沂蒙”民族的概念被描述为空长有一双翅膀而不会飞的羽民。正因如此，他们没有足够强大的反抗力，最后被驱赶到西南地区，重建自己的羽民国。
利用濮文化造神是一件较容易的事情，因为濮文化的文字较少，许多字都是多音多解和共用。如“鸟”概念的字，就有“僚、草、地方、人、河流、国家”等概念共用，华夏至今表达“中国”的单词“契那”的“那”字，在濮文中就是用“鸟”字来表达的。“鸟”字在濮文书写中很像一只被称为太阳鸟的三足乌。如果不考虑语境，许多神话都可以由对濮文的误解误读而产生。
在《山海经》成书之前产生的神话，我们从神的濮语名称及含义上可以区分出来，如太阳鸟“三足乌”、天照大神“须弥斯”、取火之神“濮僚米胥斯”、生命始祖“道米诺”、酒神“邦克斯”和“狄俄尼索斯”、铁匠“赫淮斯”等等，这些神产生的时期距今五千至一万年，属于原始的自然崇拜范畴。这一阶段的神的形象，就如古希腊神话中神的形象一样，都是以人作为原形的，并没有奇形怪状。作为人形化的神，“六祖起源”中将六祖的母亲描述为三天君之女，她们分别是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星，她们的父亲分别是生命、团聚和希望。这些表达自然文化的神，成为人类的祖先，首先是被拟人化，不能超越于人类形体本身，否则今天的人类就只能像鸭嘴兽和蝙蝠这类似禽非禽、似兽非兽的怪物了。
《山海经》产生神话，在于夏商两种文化的不同，其中存在着链接故障，商周文化实际上是来自于贝加尔湖地区的斯基泰文化，它与早先传承的华夏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商王朝夺取政权后对夏朝濮文化的放弃，使华夏文化几乎返回到原始的起点，致使华夏通用的语言系统发生重大的变故，就像日本人侵占东三省要强行推行日语和日文一样。夏朝因亡国而使美丽的“六划文”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原始象形的、笔画繁多的甲骨文。人们逐渐忘却了文化概念的濮语语音，重新接纳了新的语音系统，如黄帝族的“夏”姓，原读音为gu，忘却后使该姓氏的濮语记述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表示“夏启”的“古契”被译为“鲧窃”；“舜父古叟”被译为“盲人瞽叟”。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的忘却所产生的神话效应，本身带有时间的阶段性。舜帝出生于古姓世家，他和他的臣民都不可能将帝王的姓氏之“古”表达为盲人之“瞽”。这种表达只有在叛逆的商王朝才会出现，而周朝只是对商文化继承而已。
濮文化《山海经》与商周文化的《山海经》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心理诉求的不同。商、周王朝是对冥冥世界和神运文化特别依赖的王朝，那种凡事必卜心理依赖远胜于之前的各个部落联盟和王国。所以华夏的神话大多产生于商周时期，即使最早的女娲与伏羲的神话也是如此。在龙山文化之前，博羲联盟中并没有伏羲概念，只有“博姜羲”概念，所以在早、中期的濮文化中是造不出伏羲大神的。而在龙山文化时期，华夏处于分裂状态，相互之间谁又会尊谁为伏羲呢？商王朝根据博羲联盟建立的历史事件将大庭氏塑造为伏羲，其意是想将自己美化成像大庭氏一样的伟大的部落族群；大庭氏以僚族人的身份转换为华胥氏，而商族则以华族牧民的身份转换为像燕子一样温顺的僚夏民族。这种出于政治亲和需要的渲染，反映出商王朝塑造伏羲大神的必要性。但是作为历史，我们需要对相关的政治因素有所了解。
《山海经》濮文记述的神祗，没有奇异的神，只有山神和土地神。人们要共奉山神和土地神，是因为它们与国家和部落的疆域有关，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强弱与民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民族都不会吝惜自身的信仰与崇拜。对山神的形象塑造，历来都以当地的民族的形象为参照，甚至还赋予地方官员的服饰，象征具有管理山川和土地的国家权力。山神和土地神是为地方百姓服务的，他们的形象不但没有奇形怪状，而且是和颜悦色的慈祥面孔，表达出百姓希望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愿望。了解这些基本的原理，我们才能够正确理解《山海经》记录的内容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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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2-1 0: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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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评论

4楼河北冀州方秉儒：2025-5-17 11:03:38 IP：121.17.180.*

方秉儒联系方式：13932855530，（同微信号）

3楼河北省冀州市方秉儒：2025-5-17 9:47:46 IP：39.144.50.*

需要看到张明友先生的博客，探讨《山海经》北山经的事情以及大荒北经的问题。

2楼方秉儒：2025-5-16 12:56:47 IP：101.30.157.*

我想联系张明友老师，与张老师微信联系，或手机联系。—方秉儒

1楼中信网友：2024-12-31 21:35:37 IP：115.217.7.*

怎么联系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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